观点 ｜ 回顾与展望：2023年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

回顾与展望： 2023年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 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分析与综述 陈卫平 邢云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陈卫平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研究》执行编委、英文期刊Frontier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助理编辑、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理事等职。研究领域为农商管理、数字乡村、农业可持续发展，在《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Information & Management、Agribusiness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教育部学位中心主题案例等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学术界保持高涨的热情和创新的精神对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梳理和总结2023年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的概况，把握研究的最新动态，我们对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全文刊载的学术论文做了分析，并对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行展望。 一、转载学术论文的概况 （一）栏目设置 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全文转载了175篇文献，共设置栏目25个，其中包括22个经常性栏目和3个专题栏目，如表1所示，其中“农业经济组织”“粮食安全”“现代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金融”等栏目出现的频率较高。从文献转载数量来看，“农业经济组织”“粮食安全”“农村金融”在所有栏目中分列前三位。 （二）原发刊全文转载量

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全文转载的175篇学术论文来源于65种学术刊物。其中，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主办的《农业经济问题》共有21篇文献被全文转载，在所有原发刊中位列第一。《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农村经济》和《中州学刊》的文章转载量分列二至九位。与前两年相比，2023年转载期刊的分布更加分散。从转载量前三名的原发刊文献转载量占比来看，2021年为36.31%，2022年为32.24%，2023年下降到29.7%。前八名的原发刊文献转载量占比也从2021年的59.87%和2022年的55.19%降为2023年的50.31%。 （三）第一作者所在单位 2023 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全文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于80个单位，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15篇）、中国农业大学（11篇）、中国社会科学院（10 篇）、南京农业大学（9 篇）、华南农业大学（7篇）、中国农业科学院（7 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6篇），其他单位合计 110 篇。相较于 2021 年和 2022年，2023 年转载论文的作者单位集中度有所降低。2021 年和 2022 年转载量最多的前三单位转载比例为22.29%和25.68%，2023年下降为20.57%，前八单位的全文转载比例由 21 年的 43.95%和 22 年的42.62%降到2023年的40%。 二、2023年重点领域与基本观点 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全文转载的175篇文献，内容涉及农业经济组织、粮食安全、现代农业、农村金融、农村治理、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多个主题。在此，我们对2023年全文转载文献所涉及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热门研究主题进行重点回顾。 （一）粮食安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一直受到“三农”学者的热切关注和研究。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在“粮食安全”栏目中转载了16篇文献，此外，还做了一期“大食物观下的粮食安全”专栏，转载了10篇相关文献。转载文献主要涵盖种业安全、产能建设、调控稳市、供需管理和国际贸易等具体议题。 第一，在种业安全方面，张广辉和崔疏星指出我国种子安全存在供需结构失衡、制种风险升高、质量标准过时、监管体制落后、无效创新较多、合资经营威胁等问题，保障我国种子安全要处理好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品种安全、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发挥各主体作用，构建平衡、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安全观念和机制。黄季焜和胡瑞法认为以课题组为单位的公共育种研发体系难以适应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要求，现有的体制未能解决甚至混淆了公共研发机构的公益性职能和企业商业性科技创新之间相辅相成的作用，因此，需要深化种业创新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曾光等人探讨了种业审定制度的现状与问题，提出应在健全品种审定机制、提高品种审定制度的有效供给水平的基础上，完善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激发种业科技创新以培养综合实力强的现代化种业企业，保障种子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从制度、法律、市场等多层面多维度推动种业振兴。 第二，在产能建设方面，学者们主要从耕地保护和技术进步两个层面提出有益见解。于法稳等人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破解耕地资源禀赋信息不准确、数量递减、质量退化、“非粮化”以及政策落实不到位五大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党对耕地保护的绝对领导、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对策建议。穆月英和张龙则分析了我国“藏粮于技”战略面临技术进步缺乏持 续性动力、技术成果转化率较低、技术进步驱动单一的阻碍，因此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准确把握技术进步方向，激发要素活力，聚焦技术进步的关键性问题，瞄准重点领域，找准技术进步的关键环节。 第三，在调控稳市方面，普蓂喆等人从季节性流动视角估算了中国粮食储备规模，在主要考虑粮食国内产销和生产受灾减产的前提设定下，识别出目前粮食季节性流动过程中存在常规缺口、产区受灾、连续受灾三类风险断点，进一步组合不同风险情境，计算出三大主粮稻谷、小麦、玉米的储备消费比分别为19.82%、20.00%和20.92%。郭庆海和宫斌斌回顾了21世纪以来中国粮食收储政策的演进过程，认为粮食收储政策的实施在增加农民收入和粮食产量方面发挥了高强度的支撑作用，但也衍生出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包括降低粮食市场竞争力、抑制下游产业发展、扭曲种植业结构、政策收益转化为地租以及抑制粮食市场活力，进而提出最低收购价政策适时退出市场、粮食收储政策与土地面积脱钩、重新评估目标价格政策和加快构建现代化的粮食收购结算体系等粮食收储政策改革完善措施。 第四，在供需管理方面，主要包括保障供给、树立大食物观、节粮减损三方面的文献。方国柱等人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探讨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逻辑与治理机制，他们指出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分权式治理模式存在制度泛化和监督不足的问题，缺乏多方利益驱动和激励机制，未能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因此，需要从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方面完善治理机制，通过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和行为，促进“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自发秩序”的有机协同。 针对树立大食物观问题，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大食物观的内涵以及践行大食物观的战略选择。方平等人从国际视野和权利视角阐述了大食物观的内涵，指出食物安全的内核是权利安全，而权利安全视角下的大食物观阐明了食物安全“中国之治”的核心经验，即筑牢“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根基、彰显“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战略意志、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支撑体系。孔祥智和何欣玮认为大食物观已跳出传统的“向耕地要食物”的观点、拓宽食物来源为最主要内涵。励汀郁等人认为大食物观不仅强调当下的食物供给安全，更要求着眼于长期的资源安全，是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角度提出的食物供给、资源保障一盘棋的大格局观念。钟钰和崔奇峰指出大食物观的实践路径是通过固本丰富食物来源渠道，科学合理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构建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政策和技术支撑体系，开放合作以增强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引导居民合理膳食保持健康消费。樊胜根和张玉梅倡导要以大食物观引领食物供需发展格局，通过优化食物供给结构、挖掘多种资源、发展设施农业、研发未来食物、转型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完善全球食物供应链等路径，增强食物供给的可持续性和维护粮食安全。 针对节粮减损问题，高鸣和江帆指出我国粮食损失率处于较高水平，减损的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机制设备水平和技术推广能力不强制约着粮食减损工作，并提出需要提高粮食减损战略地位、完善粮食减损运行机制和促进居民膳食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武拉平和张昆扬提出了建立粮食产后前端常态化损失调查制度的观点，具体而言，应构建以政府现行调查平台为核心的损失调查体系，制作粮食产后前端损失调查的标准手册，科学制定调查数据审核、汇总办法，并编制粮食损失指数，周期性发布粮食损失调查报告。 第五，在粮食贸易方面，耿献辉等人采用生存分析法分析了中国粮食进口稳定性，发现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段长度均值为3.329年，中位数为2年。在进口第1年，中国粮食进口风险率达0.516，但风险率存在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耿献辉等人进一步指出，进口持续时间、贸易段序数以及贸易国相对粮食产量、出口目的国数、与中国接壤会显著降低中国粮食进口风险率，而贸易国人均GDP差异则显著增加了中国粮食进口风险率。朱晶等人分析认为，中国农产品贸易进口种类高度集中、重点品种进口来源地依赖度偏高等特点会使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动荡加剧背景下出现外部粮食资源利用风险加大的挑战，并提出通过推动多元化的农产品进口和优化农产品进口格局以降低国际粮源利用不确定性风险，以及通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助力农食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以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二）农业经济组织 农业经济组织是农业经济运行的重要载体，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民发展权益和革新农村治理均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在“农业经济组织”栏目中转载了22篇文献，主要涉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小农户联盟等多种农业经济组织主体。 在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探讨中，转载的文献主要探讨了集体经济的现状、困境和发展对策。张新文和杜永康从共同富裕的目标出发，剖析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现状，即总体收益呈现出整体提升与两极分化、收入空间分布表现为区域失衡与差距递增、收入结构特征显现为经营萎缩与补助依赖的三大现状。作者进一步指出当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发展非均衡性突出、可供支配资源不足、产权结构趋于封闭和治理结构亟待优化的困境，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创新发展“飞地经济”、盘活集体“三资”、扩大产权开放性，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造和推动政经分离，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的方式探寻集体经济发展进路。曾恒源和高强认为当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三重困境，即基础薄弱、目标偏离和运营低效，他们在结合经济增长理论、社会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三重困境”的逻辑根源，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 法设立企业法人、推进村企功能分离和科学调整治理机制的破解路径。王镜淳和穆月英指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要加强其韧性建构：一是加强资源韧性建构，依靠外部推力、内部激励、集聚强化和价值实现抵御风险；二是加强主体韧性建构，以多元主体协同适应系统结构变化；三是加强效能韧性建构，凭借双重属性的平衡兼顾引领可持续发展。 关于合作社的治理和发展问题，何秀荣溯源了合作社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归纳出合作社互补性、经济力量整合、政治力量整合、获取外部支持以及规模化和专业化分工的五大利益点，并指出要打造高质量、与时俱进和开放包容的农业合作社。张正岩等人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提出社会资本所蕴含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规范催生了高水平的稳定性信任，有效化解了社员“合而不作”的动机，对合作社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崔宝玉和马康伟发展了合作社的意外功能，发现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村民主体性和村委会主体性，一 定程度上能够成为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但对非正式自治组织建立没有显著影响，其乡村治理功能具有局限性。合作社对乡村治理效能影响的具体机制体现为通过资源获取机制和产权共有机制提升村民主体性，通过激励监督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提升村委会主体性，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此外，刘杰等人的研究发现示范社具有显著的农业标准化效应，即合作社的示范认证显著增进了农业标准化。具体机制表现为示范社通过基地的标准化生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成员进行标准化生产，并对成员的农业标准化行为进行控制，进而推动农业标准化实施。这为合作社的发展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 针对其他类型的农业经济组织，郑风田等人讨论了家庭农场领办合作社这一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提升农场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农场领办合作社的绩效提升效应主要来自内部组织模式变迁的优势，而非外部政策优惠套取的“捷径”。这为一种农业经济组织向另一种农业经济组织延伸，同时提升经营效益和改善经营组织模式提供了新的见解。余乐等人则立足小农户主体，系统性地指出小农户可以通过联盟经历资源结构化、资源能力转化、杠杆利用三个阶段的资源编排最终实现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共创，这一研究结论为盘活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关于如何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也是“三农”学者关切的主题之一。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全文转载了13篇现代农业栏目的研究文献，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数字化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 在农业数字化方面，梁琳指出数字经济在农业中的应用能够节约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业结构、融合一二三产业和促进农产品质量提升，然而，我国目前存在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强、农业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农业数字化人才匮乏、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程度不够、农户小规模松散经营不利于智慧农机推广等问题，因此，应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业数据分享机制、培养农业数字化人才、推进农业和数字化的有效衔接及优化农业合作社。韩旭东等人对农业全链条数字化的研究发现，农业全链条数字化对乡村产业转型具有推动和引领作用，有效促进了全产业链生产效率、产业结构、产品新市场、主体协同分工等方面的改善。陈卫洪和王莹针以“智农通”为案例，研究发现数字化作为一种技术进步手段赋能给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功能实现，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路径实现，优化了要素配置的广度、精度、效率、成本，进一步驱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胡珺祎等人针对微商这一独特农业数字化主体的研究发现，微商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优势互补，以及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价值共享切实地帮助了小农户的生产经营。 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方面，郑玉雨等人探讨了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区分了自然资源开发带动型、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型、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型三类休闲农业实践模式，并提出通过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化公民生态消费意识、创新生态资源开发模式、强化技术推动作用以及完善农业生态补偿体系五种路径来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罗连发等人以赣南脐橙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为案例，结合有为政府及政府市场互动理论，创新性提出要进行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的经验积累及对基层政府有效的激励机制设计以应对区域公共品牌产业起步成本高、规模化发展动能不足、高质量发展转型困难等各种风险挑战。 （四）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也是近年来“三农”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2023年《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全文转载了12篇农业可持续发展栏目的研究文献，议题主要集中在绿色生产和资源利用等方面。 在绿色生产方面，林珊和于法稳实证检验了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农业生产服务应用程度、乡村振兴战略的“治理有效”维度与“生活富裕”维度的政策均会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陈菊慧等人基于随机干预实验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友好型标签对农药减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不信任农药零售商的农户来说，通过友好化设计激活“失能”标签可以显著减少其对农药 零售商的依赖，从而有利于农药减量。张露和罗必良从农药包装容量的信号显示功能和行为经济学意义角度出发，探讨了农药包装容量与农药用量之间的关系机理，提出了优化包装容量是以市场手段促进小农户农药减量的重要举措的观点。 在资源利用的相关研究中，杨鑫和穆月英以农业水资源为研究对象，指出当下水资源的治理难点表现为食物消费升级引发的回弹效应使得农业水资源生态风险扩大，小农户利益未得到充分保护导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迟滞，地下水污染仍然严重且防治困难，特别是过于依赖农业用水效率提高而催生了农业水资源系统性风险。由此提出以风险耦合思维灵活调整农业水资源管理目标和工具，强化控制灌溉水回弹效应的经济激励、建立农业水价多元化形成机制、推进地下水污染治理与保护工程等政策建议。贾晋和刘嘉琪基于川西林盘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乡村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机制，即通过集体行动，以唤醒沉睡生态资源，实现整体生态空间打造与生态资源要素化；通过共同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参与且发挥互补性作用的中国特色治理规则，以多要素集聚、多业态拓展实现生态要素产品化；通过利益共享，多种利益联结模式调节利益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三、2024年的展望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关键一年，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结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当前 我国“三农”问题的发展趋势与现实矛盾，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领域会在2024年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理论研究中成为关注的重点： （1）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也成为“三农”领域学术研究的焦点。近年来，学者们从产能建设、调控稳市、供需管理、国际合作等不同角度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做了很多有益探讨。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作出的一些新部署值得“三农”学者更多关注：一是会议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之前的政策更多强调健全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但事实上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多数是财政“穷省”，而多数经济大省是粮食主销区，如何探索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让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能够统筹平衡，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二是会议提出“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表明耕地资源的管理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还要重视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因而，如何构建“三位一体”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值得深入探讨。 （2）“大农业观、大食物观”背景下的农业强国建设。推动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党的二十报告作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并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其后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树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因此，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的内涵，如何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是摆在“三农”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3）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强则乡村强。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产业兴农”“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近年来，各地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总体不高，面临四大瓶颈：一是价值发现瓶颈，体现为产业“特色”挖掘不够，同质化严重；二是价值增值瓶颈，体现为产业布局散、链条短、附加值低、品质低、品牌弱；三是价值实现瓶颈，体现为市场销售不畅通、供需不匹配、规模小、产品供应量有限；四是价值共创瓶颈，体现为农户参与性不足、主体分散、产业链条不畅通。因此，如何突破制约的瓶颈，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4）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新的转变，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强调：“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些重要部署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科学路径。虽然已有学者从政策解读、内涵特征、发展困境、资源要素流动等方面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做出探讨，但整体看来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创新、融合程度评价、模式总结、实践路径以及互动机制等问题期待学者们给出更加精彩的解答。 以上几个议题是我们对2024年学术界可能关注的重点问题进行的分析和展望，我们期待学术界能应时代之需，多出学术精品。2024年，我们将继续秉承学术为本、学术创新的理念，以严谨的学术评选流程，努力为读者们甄选出“三农”领域最新、最优的学术成果，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学术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2023年，第1-12期。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