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超 ｜ 试论崇祯后期的“用海御虏”

试论崇祯后期的“用海御虏” 高志超 崇祯后期“用海御虏”是明朝海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岛帅”的弃与置，登、辽、关、津四镇水师统军权从分散到划一，王武纬、范志完、宋献等人先后筹划以海岛屯驻为基础的“海上阵线”，为该时期“用海”的主要内容。尽管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但相较天启年间之“用海”，上述措施呈现新的特点，并对清初黄、渤海海防建设带来巨大影响。 作者高志超，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教授。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293号，邮编530630。

“用海御虏”作为明朝对清战争的重要战略措施长期为学界所关注，并推出众多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通过梳理这些成果可以发现多数论著对该问题的讨论时限为“东江”岛乱，至崇祯十年（1637）以降的“用海”情形甚少论及。 1637年以降，辽东战场海、陆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海上方面，经“东江”岛乱和孔耿叛登，明朝的海上力量大为削弱，黄龙在旅顺的战殁又迫使明廷摒弃海上“复辽”构想。随着丙子之役后皮岛沦陷和石城岛守将沈志祥率部降清，明军彻底丧失海上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清军的海上力量不断壮大——孔有德、耿仲明等先后率舟师降清，朝鲜王朝“丽船”助“虏”。制海权的此消彼长，使明朝方面开始面临来自清军“水陆分进，犯抢山海”的威胁。陆地上，明军自大凌河之战溃败后仅能蜷缩于关宁锦一线，“正面”战场无计可施。1640年至1642年间，清军“在辽西地区所发动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松锦大战，使明朝陆上战力“元气大伤”，“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关门孤悬”，畿辅之地岌岌可危。为预防清军潜在的海上攻势，缓解陆地战场的压力，崇祯十年（1637）前后，“用海御虏”再次提上日程。本文拟对崇祯后期“岛帅水师”弃、置的演变，四镇水师统军权由各自为政到划一的调整，以海岛屯驻为核心营建海上战线各种构想等问题进行分析，同时揭示朝鲜王朝在“事大”问题上的转变及对清前中期黄渤海海防建设的影响。 一、弃置与复设：“岛帅”问题的演变 明末以“东江镇”为核心的“岛帅水师”曾在“用海”联鲜“图奴”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东江”势力覆灭后，尽管明朝将海上力量西撤并决定“不再置帅”，但朝野一直在“岛帅”弃置与否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崇祯十五年（1642）的松锦大战致“关外精锐尽丧”，明朝始意识到若有水师于“彼中逼近虏巢一施牵制，自足分其内顾之念，何敢恣肆西窥”，复设“岛帅”之议始渐获支持。 （一）“岛帅”弃置原因 松锦大战前，尽管“岛帅水师之议，自毛文龙后欲谋再设者已章满公车”，但崇祯皇帝对复设“岛帅”主张持否定态度。目前关于明朝摒弃“海上长城”不用的原因尚未见有专题探讨，但据丘禾嘉上疏和袁崇焕书札对此可有初步了解。崇祯四年（1631）六月，宁远巡抚邱禾嘉在《回奏辽事疏》中写道： 以岛取金旅觑盖窥海，奴即腹背受敌，然水陆悬殊，人自为政，势难凑合。水师果进辽，未必能应辽。或可渡水师，未必如期。兴治虽除，岛心未一，取与守政不易。故曰不可也。臣谓海屿不可留兵者，自增镇东江，费用已无限。虽有存属国接难民之小利，然泥沙我膏血，草菅我性命，得失孰多？是宜全师归辽，使先收广义，而后水陆交练，扬帆策马，兼道并驰，仍不失用海，即恐一旦鲜折入于奴，姑留一枝塞鲜险要可耳。何又散处各岛不得其用乎？ 据此不难看出，丘禾嘉摒弃“岛帅岛师”的理由是收复四卫无力、不易驻守、耗费钱粮和得不偿失。邱禾嘉指出的四点原因并非无的放矢。登莱巡抚杨文岳在崇祯十一年（1638）的上疏中曾作类似评论：“岛镇设立海外十余年，不为不久矣，岁费朝廷十余万金钱，亦不为不多矣，而卒无益于牵制捣剿”，且“孤处绝岛之上，其人不习礼仪，不知法纪”，“专橹自恣，可谓无天无日矣”。 岛帅于海上复辽方面作用甚微，且靡耗钱粮、不受约束固为“岛乱”后明朝“弃帅”的客观原因，而崇祯皇帝早在诛杀毛文龙前后便对“东江镇”心存芥蒂则起决定性作用。袁崇焕在其手札中如是写道： 皇上之忧毛帅久矣。海内（疑为外字之误——引者注，下同）本易为乱之地，而文龙又能为乱之人，雄行海外，莫可谁何，辽海一带，其地其人其事久已非朝廷有矣。 手札内容仅系一家之言，然照明末舆情和袁崇焕在崇祯初之地位，其观点应较为可信。正是缘于崇祯皇帝对“弃”帅的支持，致部分官员复设岛帅之议难获朝廷认可。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针对时任山西太原参将许定国上复设岛帅的“制胜方略”，兵部诸臣认为：“曰不如复设岛师者，盖徒沿牵制之义耳。”且“复岛之说”又易“致滋道傍之筑”。同年（1640）十一月，崇祯皇帝下旨称：“海上布置已定，岛师不必复设。” （二）“岛帅”复设之筹划 崇祯十五年（1642）松锦大败表明，明朝既定的“海上布置”并未给辽西战局带来帮助。在此情形下，统治层始重新审视复设“岛帅”之必要性。临危受命的辽东督师范志完称，“当奴断曹庄攻围宁远之日，臣一面拒战，一面用关辽水师东防丽船、西通粮草，遂得以不窘”，提出“不先扼海口，不足以固宁，不厚集水师，不足以防海”的主张。同时又据助虏“丽船”在松锦大战中“拖延、推诿，作战消极”之表现，为避免清军“索丽船夺我海道”“水陆夹攻”，范志完认为借助水师“联鲜图奴”为可乘之机。鉴于陆上战场接连失利，明朝极力支持其上述“用海”战略，并一改前态地指出：“设岛帅水师诚属先发制奴之著。” 尽管复设岛帅主张获得肯定，然其时黄渤海尚存海上力量主要来自“兵船原不足数，今此拨发益见单虚”之登津。此二镇海上力量尚不足以承担“联丽与防海并重”之任。为此，范志完建议另拨闽镇郑芝龙一旅水师联合四镇驻扎“东江”诸岛，“于联丽护海似两者并重而并得之矣”。其后明朝下令：“调粤将郑芝龙闽兵一万，船三百号”，“一切炮器船只务整备足用。广督闽抚仍多措行粮食米，督令星赴觉华岛一带夺击丽船，护防海口，共图剿御”。 对范志完的主张和明朝调闽兵北上的命令，闽抚、粤督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指出存在困难。其一援辽主将人选问题上，郑芝龙时为闽粤两地平定海寇和稳定地方海疆的重要依赖，故闽抚萧奕辅认为“闽广近虽波恬”，但“逼邻倭境，而东南之海防綦重。有芝龙在犹不失虎豹之势。”其二征调船只数量和兵额方面，闽抚指出若将闽兵一万、船三百只“尽率以北，万一有警，谁为担当。且察闽广之兵与船，亦不若是之多”。其三复设岛帅水师问题上，萧奕辅认为若受调闽水师“必驻箚皮岛，再事屯田，毋论东南水兵与东北风气不宜，而沧海岛屿之中一切牛具、籽种从何措办？且丽既从奴，商断人稀，我关外那有数十万人民可以分屯各岛？”其四援辽水师器械、给养、行程方面，两广总督沈犹龙指出其间之难处： 据郑芝龙详称，所选之将必回闽面相酌确，未可意必。行粮食米须兵将既定，然后因数计粮，炤日起支。况行粮闽粤有不同之例。船只炮械欲即取之寨游现物，安有坚固？其势必当从新再造。而督造之责，职不容辞。船多器多，非数月不能就……督臣所取闽兵惯海，艨艟坚实，一切炮器若皆取诸见有，不烦经营者。郑芝龙议曰：闽无余兵，一拨三千，伍虚必乱。闽无赢船，远驾万里，工速不坚。然兵必闽，船必水艍，试其所习，资其适用。且募且造，方为万全。铳器旧者恐火门宽而铳身有敝，有良楛不一式，不足以壮军容。 除船只器械营造需较长时间外，萧奕辅又指出：“闽海寨游额兵仅堪守御，似不得不出于招募。”行粮食米虽筹集困难，通过遵循“留京饷”旧例，于正赋外“额派钱粮”亦可解决。但招募水师、营造船只器械非一蹴而就，闽水师不可能“星赴”辽海。依史料记载，直至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前后，受调闽师始由郑鸿逵、郭熺率抵黄渤海。 鉴于闽粤方面提出的上述请求和建议，明廷在统军将领人选、调拨兵额，以及复设岛帅水师等方面做了调整：“东南海防需人，船兵未便多调。著郑芝龙速挑堪用水兵三千，选能将二员统领”，“其复岛屯兵事宜，还审时相机从长商酌”。至此，由范志完提出，明廷支持的以闽师为主导的“岛帅水师”复设之议不了了之。 二、从分散到划一：四镇水师统军权的调整 以登、辽、关、津四镇水师代替“岛帅水师”，“陆权”控制“海权”，构筑以防为主的海上御虏体系为崇祯时期“用海”主要方针。松锦大战前，环渤海海防体系中休戚相关的四镇不仅无独立的水军卫所，各镇水师亦无划一的统军将领。各镇“海军部队都是纳入在卫所之中，受当地防区指挥官的指挥”，导致军事行动彼此间缺乏统一调度与配合，战力大打折扣。松锦大战爆发后，四镇水师不仅要阻止“丽船”助饷、清军海路进犯，且需集结力量伺机骚扰清军后方以期达到牵制目的。然四镇水师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在既定的巡洋、会哨过程中常出现逾期不至，水兵、战船缺额现象。由此，划一水师统军权日渐迫切。 （一）刘应国与“总统”四镇水师 松锦大战前夕，因辽东巡抚题报“逆奴见屯义州，复有借丽船调丽兵之著”的情形，明朝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二十五日下令： 沿海一带津关登抚镇道将俱即整搠水陆兵马、船只、炮火、器械，烽台多派瞭望，务期严明；及有泊船处所，广置炮火远击，毋使傍岸，视各边匹马不入为功；再遣快船能战水兵，时常出海哨探，但有警息谨慎毖防，勿得疏虞。 受清军借丽船消息影响最著者当属山东登莱。其地“与奴为邻”，双方“仅隔一水，御侮保障尤非他镇可比”，故“逆奴航海之患，登莱近而速，津关远而迟”。虽明朝不认为清军会大肆“真舍彼弓马长技，漫试于惊波骇浪中，以自陷不测之险”，但因“孔、耿诸逆贼欲以水兵一技先渡登莱，以报夙仇，漂泊津门，以截海运”则不可不防，令登莱抚臣“万分提备”。鉴于登莱在海上防夷问题上处首当其冲的位置，科臣曾应遴提出布置方略：“觉华、庙山、中岛等处，应责成登抚于该镇水营中速发一旅，以资犄角。在辽东，应责辽抚于该镇龙武营速拨原船，以资哨剿。”关宁方面，则“责令该将挑选惯水目兵出洋远哨，近岸处所多备火攻，使其停泊无所，而我素练战，或因风纵火，或登岸乱击”。对此登莱巡抚徐人龙认为： 逆奴去登盈盈一水，即彼所长在骑，安知不乘风突来？况孔、耿诸叛日夕窥伺为之导，臣未尝一刻置诸怀也。惟是中岛去登千里，咫尺复金，而欲登兵驻防，匪止鞭长不及，且汛远风阻，馈饷不前，是坐困也。登兵自抽调后，只存水兵二千八百、陆兵六千二百。防海需用水兵，而水兵甚单，分汛广鹿、长山、皇城诸岛，兼之东西远探，已有无余。臣所虑者，策应乏人，屡接镇臣杨御蕃移报，有练熟鸟枪二三千名，或可分借海上，以资犄角，而以陆兵严防一带海口。 徐人龙认为将近辽远登的中岛等处划归登兵防御的布置不仅存在弊端，且脱离实际。该年（1640）十月底，明朝采纳辽抚丘民仰“关辽登津各抚镇认汛划疆”，“诸岛扼险分防”，即四镇水师划定各自在渤海的海防界域的建议。按此建议，四镇水师认汛划疆范围及会哨地点如下： 以小平、【黄】城诸岛责之登镇；南北汛口以及旅顺、双岛责之辽镇；庙岛、昌藤等岛责之津镇；马连、秦皇等岛责之关镇……着关辽登津各抚镇认信画疆行奏明之，□□南北汛口久为辽抚自认之信矣，若秦皇岛与登镇对□又与辽镇接界，□关镇一出海即会哨于南（下缺）。 至此，遵循就近原则四镇水师完成认汛划疆、分防诸岛的同时，亦初步明确各镇水师出海会哨地点。此时四镇水师互不统属且缺乏制度约束，在各自海防压力下，会哨活动很难贯彻执行。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协守辽东副总兵刘应国塘报“三战三胜事”的同时将此问题一并提出： 今沿烽火严明，奴贼且精且多，马夷俱披黄甲，步贼各执铁钩，处处皆防，狡谋甚毒。然奴性素不惯舟，故此各岛暗设专等丽船一至逐处上船对敌。只恐孤军深入势薄难以堵抗奴众，又且远岸水场俱为奴占，近岸水口又被填塞，绝我烟火，樵汲实艰，披坚执锐之众日受饥渴何堪。况登州远哨船止有十只，皇城泊船三十只，共四十只。其天津船只并未到汛，事关重大，职不得不预为鸣报。或赐添兵，或调回汛分守，俾得万全之计。 刘应国的塘报将沿海地带清军人多势众难以乘胜深入，天津船只未曾到汛会哨等情一并上奏，使求胜心切的明朝看到希望。部臣认为刘应国三战三胜“使奴知我处处有备”“足以寒奴之胆”，成“牵奴之势”。为巩固和扩大海上战果，提出如下建议： 宜再加申饬四镇尽出战艘，多带火器连结阵于金复海盖地方，或登岸以焚盐场，或扬帆以示声捣。遇有丽人即与接渡等因是应国政堪此任。但臣再四踌躇，事关四镇，恐无一人以联络其中，则一瓢两操保无偾事。臣欲请加刘应国以总统关宁登津四镇水兵职衔，不必添兵，不必增舟，但将四镇原报船兵俱听该协会催出海，四镇将兵俱听该协相机调度，东起觉华以北抵皮岛，凡系会哨要所，听该协随宜布置。如水陆遇有贼兵，即行歼杀，如高丽再借寇兵并行勦抚。如去年焚舟夺丽等事，差快人心。倘四镇将领不听该协调度，即以违误军机论治。该协亦不许执抝滥徇期于早奏澄清。刻下舟师想已出海，统俟秋高功成，兵归各镇，协将等官听蓟督、辽抚一体论叙，是今日牵奴制奴之急着。 对上述建议，明廷认为：“锦围方急，实藉水师牵制”“而以刘应国为四镇水营之总统，良属卓见”。该年（1641）六月崇祯皇帝下旨：“锦围方急，海上牵制之师不容缓视。各镇兵船未齐殊属逗玩。着关宁登津四抚即将战舰水师尽数发出，听刘应国期会图奴，仍将发过兵船数目报部，后至者察究，有功者立加升赏。”刘应国“总统关辽登津四镇水师官兵事务副总兵官左军都督府右都督”职衔表明四镇水师的统军权趋于划一，但其统军权力有限，在解“锦围”中所起作用亦未达预期。崇祯十五年（1642）刘应国加总兵衔，董“分练镇事”，“总统”四镇之职不复存在。 （二）黄蜚与四镇水师总兵 松锦大战期间，为强化海上牵制力，明廷加刘应国“总统”衔以协调四镇水师活动。松锦惨败后，四镇水师在明朝战略布局中的地位空前高涨，权限仅系扮演四镇水师间的联络、协调角色的“总统”衔显无法适应新形势需要，水师统军权真正划一成必然趋势。 在水师统军权划一过程中，明朝首先将四镇水师辖军权置于辽督范志完手中。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因“钦命督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辽东宁锦等处军务兼巡抚地方督理粮饷杨绳武员缺”，经吏部会推“蓟关通津总督范志完”加升继任。该年四月，又“辽镇孤悬，关外正藉各抚镇联络济应”。“山永有兴屯灰盐之利，可佐军兴；登津有航海牵制之师，可资援剿”，宜由范志完“专管带辖”，“节制山永登津抚镇”。上述各处“凡系军需兵务，系听辽督调遣支取”。为此，明朝授范志完“钦命督师总督辽东宁锦等处军务兼巡抚地方督理粮饷仍带辖山永屯盐登津水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之衔。及十五年六月，为“以重事权，以张挞伐事”，兵部等部特议范志完“督师职衔”，并明确“山永登津各抚镇”，凡“事关军机者，听辽督师节制”。其中，四镇水师中除“山永水师已属统辖”，“登津抚镇水师”亦听节制。故在本年六月二十日兵科对六月初一日收到的范志完揭帖进行改写，将其职衔改为“钦命督师总督辽东等处军务督理辽饷节制山永登津抚镇仍带辖屯盐水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至此不仅山永登津抚镇听范志完节制，四镇水师亦完全由其管辖，水师辖权实现划一。 四镇水师管辖权划一后，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为“复分练团以固辽疆，省水将以一事权事”，范志完题请加总统四镇水师副总兵刘应国总兵衔管理“分练镇事”，“黄蜚改补刘应国员缺，专董水师，以图牵捣”，并予总兵“中旗”。“旗牌持有者可以在战场上处死逃兵或叛将，征调地方人力物力，拥有一定便宜行事权力”。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二十二日，工部虞衡清吏司据“总兵旗牌例给五面副水师总兵黄蜚所用旗牌”，“应于库贮旗牌内察给”，再由兵部派司差官杨汝魁送到。至此，四镇水师的统军权划一。 综上，崇祯时期关、辽、登、津四镇水师随辽西战事的发展，统军权亦在不断调整。松锦大战前，各镇水师各自为政，互不统制；松锦大战期间为解“锦围方急”，发挥海上牵制作用，增强四镇水师联络，加副总兵刘应国“总统”职衔；松锦大败，海上力量已隐为辽战主力，又置持旗牌水师总兵，四镇水师辖军权和统军权分别实现短暂的划一。 三、海上阵线：崇祯时期海岛驻屯尝试 松锦大战爆发后，为阻止清兵的海上威胁并缓解辽西陆上战场压力，明朝期望通过水师海岛驻屯、东联朝鲜，营建海上经辽攻防体系，构筑海上阵线。在众多海上阵线尝试中，王武纬的仿建“东江镇”、范志完的“联丽护海”主张、宋献的海上“南北”“东西”布置较具代表。 （一）王武纬仿建“东江镇”设想 史料记载王武纬曾任登州陆左营游击，崇祯九年（1636）被革职，十二年（1639）因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关系升任副总兵。崇祯十三年（1640）王武纬奉命出使朝鲜返回，据回乡范长春、盛友明及朝鲜使者供述信息，结合“朝鲜副总兵林庆业愿统兵排于鸭绿江，平安道巡察使郑泰和又愿造备衣粮助兵、助饷候会进讨”的承诺，向明朝提出类似“东江”镇的海岛驻屯设想。 王武纬的设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长山岛为“丽船必繇咽喉之路”，“若得一监军道，一智将驻兵设防，埋以神炮，架以风雷，立以灭。虏台四面秘伏异火，又用红夷火攻等待之，如敌临近拨发机窍震天，地炮交作，即不没其全军，必然伤其大半。”其二，将辽东难民“以恩安插各岛用之或屯、或焚、或突，轻车熟路，气味相孚，易于成功。”其三，设“一道臣专董屯牧，更于皇城岛设一抽分厂兼理通商”。其四，“得水陆官兵二万，一阻鸭绿江口并安州江口高丽输奴粮艘器械必经之道；一阻仪州千家庄至沈阳”。其五，派遣回乡剃头为细作，招叛图奴，“布散流言，令其疑贰”。王武纬认为凭借难民屯岛通商、用间招叛、驻兵阻艘、安抚朝鲜等举措“可解松锦之围，抑且可图恢复”辽东。 对于王武纬构想的“复辽”蓝图，明廷除对解“锦围”直接相关者，即“堵扼要害”，提防“奴与丽（丽粮与火药）相通之路”予以认可外，其他诸项皆被否决。其一，“请帑种屯”和筹设监军，明廷认为“登抚徐人龙不曾经划行之乎？然逾年竟无成绩”，实“徒滋糜扰，是即不可屯之明验也。既不可屯，则添设道员之议自当寝矣。”至设监军，因“曾奉有筹划已定，设亦未迟之旨。是在登抚一并筹划奏夺者也”。其二，策反附清的汉族官员发动叛乱，明廷指示“招叛图奴，固是良着”，但“此时三围未解，奚暇及此？”其三，调拨水陆官兵二万的主张，当疲于应对松锦大战之时，“从何应手？”兵部诸臣认为“武纬当矢志力行”，不要“夸诩琐渎宸听”。其所提出的诸建议“非不可听”，但“未敢轻狥”。 王武纬脱离实际的“宏伟蓝图”因辽西战事吃紧并未得到认可。不过，明廷以王武纬“补登州水右营缺，合水左营将领，统领水师二千八百名，战舰二百四十七只出海联鲜”，并于海上要害驻防、堵扼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黄海诸岛的控制。而岛屯、监军设置的筹划决定，亦为进一步完善明王朝在黄渤海的海上战线埋下伏笔。 （二）范志完“联丽护海”主张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松锦大败，山海关外无险可依，急需海上力量拱卫辽西。为此明廷密令辽东“督师速差人往丽以安其心，速发水兵以示联络助丽之意”，要求“联丽与护海并重，望速筹而力行之”。为达到“联丽护海”目的，辽东督师范志完据辽西海防形势和海上力量情形，作如下布置： 除留参将程时登、游击向明时等防觉华海口外，议发战船一百五十号，官兵三千员名，以副将王武纬先驾船五十号前导直抵丽界……次以总统副将刘应国并游击陈值等驾船五十号继武纬而进，为中坚。……而应国属有总统之权，一切进止虽武纬熟谙，还当听其调度以归划一。此外则沿岛不可无联络哨防之兵也。……臣按鸭绿江紧连大獐子岛，次则鹿岛、石城、长山诸岛，东去大兵皆可驻泊。再次为广鹿、为小平、为双岛、为南北汛口。复以守备贾文亮、沈邦清等共驾船五十号统以臣标听用原任水营参将龚有光、继应国而进为后劲，分布诸岛，往来游哨，东急则飞帆策应，西急则还顾海口。……则我之声势互通，防援兼济，其于联丽护海似两者并重而并得之矣。 此外，范志完另疏提出：“闽兵惯习水战，且艨艟坚实。粤将郑芝龙素怀忠勇，若令其统率水师与觉华岛之兵互相联络彼中逼近虏巢，一施牵制、自足，分其内顾之念。”所谓“自足”，即是要其“复岛屯兵”。对范志完的上述主张，明廷认为前导、中坚、后劲东西兼顾的海上部署，实“调度有法”，准予从速施行；至“复岛屯兵”，则认为应“还审时相机从长商酌”。范志完前导、中坚、后劲这一“联丽护海”的海上布置战略尽管获得了支持，但因在朝鲜对“联明”问题上的态度缺乏正确认识，终导致该策略难以贯彻执行。实际上无论是崇祯十四年（1641）朝鲜使者对王武纬所言“杀奴非十万精兵不能，若无多兵不必再来”，抑或此次“以兵少为词，恐致速祸”，皆反映李氏朝鲜虽“渴望反清复明、报仇雪恨，但统治层却竭力克制，以维护自身利益、保证国家安全”，无意参与到明朝“联丽护海”的战略中来。 因朝鲜无意参与“联丽护海”，范志完不得不提出“我师之进止、迟速又当从长筹度”，同时“再谕黄蜚另选谋勇之士密抵丽界，时通信息以结其心”。至于驻泊于隍城岛的王武纬、刘应国等则“挂帆回”镇。至此，“联丽护海”之前导、中坚、后劲构想未能施行。 （三）宋献海上“南北”“东西”布置 崇祯十六年（1643），为应对岌岌可危的海、陆形势，“用海”已成明廷最后手段。从中央层面，“用海”首先需“创设海道专官”。对于“专官”人选，“铨枢”因时任职方清吏司员外郎宋献曾“督理东江饷务”“为识途之马”而升其为“协理海道山东按察司佥事”，全权筹划“用海”事宜。 宋献总结明末“用海”得失：“昔之开镇皮岛，为鞭长马腹”，“然用海借以用陆，则三方布置犹隔水茫茫；若用陆，必资用岛，则四镇联络斯节节呼应”。为此提出“以皇城岛联络关宁登津，极得控制之要。但觉华属宁抚，南海口属关抚，津门属津抚，皇城、旅顺至皮岛属登抚，安东卫至庙湾海口属淮抚。在陆则疆界可画，在海则合局难分”，因此“海局”应按东西、南北形势进行考虑： 横计之，自觉华至旅顺约千里，自旅顺至皮岛千里，以觉华为首，旅顺为腰，皮岛为尾，此东西形势也。纵计之，皇城直瞰旅顺窥长生，则皇城为前茅；登州水陆辏集应皇城呼吸，为中权；漕艘转输商船通会，以淮海为后劲，此南北形势也。 基于上述考量，宋献提出四点主张：其一，围绕“镇将”的驻扎地及主要职责，提出“镇将住皇城以为家，水则皇城，陆则登莱以为家。镇将开屯训练于东西岛中”，同时“提督关宁登津四镇水师”。其二，创设海道专官，担“辖兵之责”，并“办理海务，则造船、制器、招兵、给饷、开屯、训练、督催海运、稽核商船”。其三，扩大新设海道权限。宋献所任监司涉及“登莱青三府州县及淮北滨海地面，必有文移关会及调取船只等项”，因“兵情主速，海面辽远”，各项事务需明确“统摄”，故主张其职权为：“有宜申部者或许具申；有宜疏闻者或许具疏。难以一一禀成其沿海登莱青淮口一带府州卫县地方必有文移关会调取船只等项，应听该道节制”。其四，对于上述布局所需船只，宋献认为因“若夫海师以舟为命，造船必责用船之人”，故建议“其船价檄黄蜚择官领造”。 崇祯后期“漕海二运为第一要务”，宋献南北漕运、东西岛屿屯防并重的海上战略构想得到明廷认同，并令从速施行。这一构想提出后不仅得到朝廷力挺，也获得诸如原任永镇参将许鼎朝等部分地方官员的支持。当然也有部分官员对此构想极力反对，其中以时任登莱巡抚曾樱最具代表。曾樱反对的原因不仅在于前车之鉴，“岛祸”之弊剪除不易，还在于他认为水师于辽事无益。 王武纬、范志完、宋献等人提出的“海上阵线”构想中的“堵扼要害”，四镇水师“调度以归划一”，以及将海上“南北”“东西”形势通盘考虑等主张皆不乏可取之处，但因缺乏对时局的准确认知，无法改变明清战争的走向。不过通过上述构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因辽东陆上战场节节败退迫使明朝逐渐将御“虏”由陆向海转变。与之相适应，明朝的“用海御虏”也经历了由个人尝试，到地方政府倡行，最后由国家主导的发展历程。 结语 崇祯十年（1637）以降，围绕“岛帅”复设与否的争论及演变，四镇水师统辖方式由各自为政到“总统”副总兵、水师总镇划一调度的变迁，明朝对各海上阵线主张态度的改变，无不表明来自清军日益严峻的海陆威胁，迫使明军重拾“用海”战略。作为明末“用海御虏”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崇祯时期的“用海”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特点。 其一，以防为主的“用海”策略。相较天启年间，该时期的“用海”诸论其根本皆在“护海”，即防护明朝控制下的渤海沿岸地带。尽管其间不免夹杂“图奴”之说，但明朝皆视为“夸诩琐渎宸听”之言。 其二，水师屯驻岛屿以渤海海域为主。该时期的“用海”旨在防护沿海各海口，切断“丽船”对辽西战场清军的海上物资供给，故四镇水师驻屯海岛主要集中于渤海海域。崇祯十六年（1643）四镇总兵黄蜚奏稿有明确的展现，即水师屯驻地主要为隍城岛、庙岛、灶矶岛、长山岛、觉华岛等岛屿。 其三，水师统军权与辖军权分离。崇祯十年（1637）前后明朝再提“用海”后，为避免“东江镇”时中央对岛师失控，强调四镇水师有事则会哨海上，无事则“兵归各镇”。刘应国“总统”之衔仅具“协调”“调度”之责，黄蜚“四镇水师总兵”之职也只“有统兵之柄”，“辖兵”之权归海防监军道。 其四，“联丽图奴”系朝鲜部分官员的个人行为。“联丽”是崇祯时期“用海御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朝鲜李氏经“丁卯之役”“丙子胡乱”，主和派居于主导，对此并不热衷。王武纬前往朝鲜时，只有诸如总兵官林庆业、平安道巡察使郑泰和个人支持。尤其是林庆业甚至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投到“都督黄飞军门总兵马腾高麾下”进行抗清活动。 崇祯时期明在对清战争中以海卫陆、以陆辖海的“用海”活动尽管未能达到解“锦围”之急，制约清军对关内军事攻势的目的，但该时期的诸措施给清前中期黄渤海海防建设带来深远影响。其一，明亡后原屯驻黄渤海的四镇水师残余和岛民成为清王朝“龙兴之地”海疆安全的重要隐患，新政权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招抚；其二，崇祯时期四镇水师的营建、管理模式和巡洋会哨制度亦被承袭下来。其三，崇祯时期“联丽护海”策略施行过程中，朝官方淡漠态度表明丙子之役后朝鲜君臣经“存亡歧路”的激烈争论，尽管“意识形态”领域仍保持着“尊周”，但在现实政治上选择彻底抛弃明朝，在根本上奠定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基础。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敬请关注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