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北京滨海分城”的七十年
这是一篇关于度假地的研究,是对于北戴河海滨度假空间变迁发展的简单梳理,也是我正在进行中的毕业论文——阿尔卑斯山地度假研究——的副产品。虽然毕业论文的研究更偏重人与地景的互动和感知,而本文则关注的是这座滨海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的空间。但这两篇文章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厄里和拉森合著的《游客的凝视 3.0 (The Tourist Gaze 3.0)》。
书中认为,海滨度假地是社会格调一争高下、争取文化资本的场所。每个度假胜地在建构自身时会主动地努力发展自家特有的专属特色,供游客前来凝视、享受,并以此锁定旅客的社会层级,提供相关服务。(Urry & Larsen, 2011: 50) 正如他在全书第二章中所研究的英国早期度假胜地,秦皇岛作为改革开放前就已被开发的滨海城市,和京津冀地区的几类社会阶层建立了固定的联系。然而随着消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早先负有盛名的旅行地则都会渐渐过时,直到被其它新兴景点超越。(Urry & Larsen, 2011: 56)
但本文还将关注近年来秦皇岛海滨旅游区的新变化。文章首先回顾了秦皇岛,尤其是北戴河海滨,在过去70年是如何被选择,被抛弃,而在今天又被重新选择,以及城市空间和滨海景观是如何在这些浮沉中被改变的,去探寻秦皇岛作为一个政治与市场交错地带的城市,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度假海滩是如何将它塑造为如今的空间区隔的。之后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当代部分,对阿那亚地产在昌黎黄金海岸的空间改造进行批判研究。
从历史上来看,这里的海滩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喜爱。雄关巍峨,大海浩瀚,浩气长虹,秦皇岛的海滩就是被赋予了如此的政治意义,“天下第一关”也强化了这种建构,使这里的更加成为王侯将相确认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寻求权力的合法性之所在。曹操就曾经在这里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这最近的七十年里,秦皇岛海滩的命运也没有什么不同。建国后,各行业各单位按层级在“夏都”北戴河海滨区域划分势力,占地建造,渐渐发展出了针对首都上层人士的需要而建立的配套保障设施。在改革开放之前,北戴河是少数人的海滩,仅属于特定阶层的旅游地。直到如今,每年夏天在《新闻联播》上仍能见到对于北戴河工作会议的报道。
度假行为被称为疗养,是为了干部和群众能够以饱满的精神活力和身体状态,更好地返回到工作之中。前往滨海胜地避暑的机会来之不易,无论生病与否,前来疗养都需要带着单位医院开具的处方和上级批示的同意书而来,并且按照层级排队分配指标,享受不同的接待级别。前来北戴河疗养的人士具有高度的社群连接。他们主要在海滨浴场和疗养园区中度过。无论是各级部委机关疗养院、各单位设立的“驻秦办事处”或是“秦皇岛分社/分校”,都是高度封闭的园区,院内均设有独立的保健部、康乐中心、食堂等。
属于北戴河的叙事文本一直是与政治人物高度相关的。这里的人们流传着毛主席洗海澡时有感而发的语录句子。在疗养院区域的中心地带联峰山公园,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期尝试出逃未遂便是从这里起飞的故事,到今天依然被频繁讲起。
对于北戴河的另一种叙事是浪漫化的。那时的北戴河还有许多未经改造的原始海滩,比今天更具有自然意向,能够提供一定的独处空间,对于大海的凝视便以此更偏向精神性。因而,北戴河接受了北京疗养客群体中知识分子对于大海的浪漫化想象。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青年诗人海子常常来北戴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写的就是北戴河。
这里是最容易到达的大海,是距离北京最近的“远方”。(在海子去世前,他说他还要去海南。我猜想,这里的海风不够温暖,这里的海角不够边远,对于浪漫的灵魂们来说,最多算是一处妥协的存在吧。)
改革开放后,经过社会道德重整,人们对于娱乐不再持否定的态度,反而要积极培养人民的休闲活动,并促进更多的市场消费需求。在这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北戴河海滨的空间规划形态开始多样化,不再仅是特权阶层所享有的度假地,而成为了华北及东北地区大众旅游群体的海滩。
秦皇岛逐渐被许多来自山海关以北的移民所发现,迁入的商人开始对北戴河进行大力开发。他们参与了这座城市的旅游设施建设,与本地居民一起开发了以大众趣味为导向的住宿、餐饮与滨海娱乐项目。如农家乐、小型旅馆、啤酒烧烤大排档等针对普通市民阶层的旅游服务场所,已经在疗养院势力范围之间的缝隙中涌现了出来。在封闭式内部海滩以外的广阔海滨,私人开发商纷纷开始设立更衣室、小吃摊、游船体验项目等。大众品味的度假设施出现后,这类福特主义式的大众消费场所散布在疗养院之间,秦皇岛旅游服务设施的两极分化开始变得明显。
北戴河还是居住在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夏季度假地。为了招揽俄罗斯游客,北戴河出现了一些具有想象中的俄式风情的宾馆和别墅。而这些金发碧眼的“他者”,和他们的种种如“晒日光浴”等新奇行为,也被纳入了游客消费对象的范畴,共同构建了北戴河海滩上的异域景观。
北戴河规划了旅游公路和步道,供滨海散步的游客稍事歇息,饱览风景。格林在他的研究中分析了人们与海滨步道的微观互动:游客如欲沿径散步,视野也将随着步伐缓缓移动。结果,一个通过看见而成形的想象地理出现了,而写作与幻想也随之被重新建构,化作地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被人当作营造地方的素材。这套风景语言替当时的自然体验定制了一套特殊的视觉架构。(Green, 1990)
前来北戴河的游客反复引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句子,诗歌的语境被遗忘,而这一浪漫化的意向愈趋大众化。对于大海精神性的凝望消逝在休闲的游览之中。科尔宾写道:直到海滨步道盖好、海滩经过大力整治以后,民众才有机会观赏原本狂野不羁的“自然”海岸。( Corbin, 1992 )
旅游资本更加深入,在商业的引导下,成规模的大型旅游项目逐渐建立起来。北戴河出现了一系列的成规模的园区形态的旅游体验配套设施。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和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成为了家庭出游的选择。随着具有俄式风情的怪楼奇园、碧螺塔酒吧公园建立起来,啤酒和歌舞表演开始兴盛。
除了供人休闲之外,玩乐行为也开始在海滨流行起来。沙滩上不仅能看到游泳的干部,或者是与家庭共享天伦之乐的疗养客,而是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奔放的年轻身体。此时的海滩,开始逐渐具有厄里和拉尔森所论述的“中介迷离”(liminal zone) 性质,可以使人暂时逃离日常生活模式和步调。“中介迷离”地带还带有狂欢的特质:沙滩上嘈杂喧闹,人山人海,而平日严守的道德规范和社会阶序,在此统统被颠覆、倒转。(Urry & Larsen, 2011: 54) 《北戴河之歌》GALA哪怕 天不够蓝 海不够宽 马尔代夫太遥远 只要吻到你的脸 北戴河也是乐园这里 阳光灿烂 人们友善 我们从不会孤单 心中有船可扬帆 肚上长着救生圈
新世纪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时期,中国游客对旅游服务的质量开始变得挑剔起来。秦皇岛的城市形象受制于疗养的传统格调和面向大众的均质化服务,这偏离了新兴中产者的需求。
作为早期度假地的北戴河,在渤海湾度假市场的争夺开始激烈化的背景下日渐衰落,沦为大众平庸品味的海滨。北戴河海滩因景观元素纷杂、沙滩与陆域连续性不佳、管理缺乏规范等原因,被越来越多的游客所诟病。不仅是滨海旅游区出现了宰客、拉客等乱象。2017年,因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山海关景区被撤销了5A级风景名胜称号,经过一年有余的整顿之后才重新恢复。
距离北京仅有280公里、不到3小时车程的北戴河,如今也许还存在区位优势。而这一仅有的优势也随着通讯的发展而降低了说服力。经常性的交通管制侵扰了游客出行时轻松愉快的体验,岗哨林立破坏了海滨应有的休闲度假景象。家庭携私家车前往北戴河需要提前办理许多手续,做好身份检查的准备。曾经受益于“夏都”身份的秦皇岛北戴河,却开始被它所拖累。
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行程,去往更多的度假地。铁路提速后,从北京出发前往青岛与大连的时间被大大缩短;民航的发展,使南方的大海不再遥远。在这一时期,中国加入世界旅游市场,京津冀地区的中高收入人群开始考虑前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岛。到秦皇岛疗养也在北京中产阶级人群心目中渐渐成为一种相对过时的度假方式。他们想要前往的是更符合自己个性的、全世界的精致海滩。
青岛因其在半殖民地时期所遗留的德式异域风情而受到了中产阶级的喜爱。随着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需求,青岛本来就拥有深厚的啤酒文化和胶东海鲜烹饪文化,吸引人们前来享乐。除了海滨之外,崂山风景区也有着优质的旅游资源。而相比之下,秦皇岛角山长城旅游区的开发程度,却没能与海滨形成势均力敌的互补。
经济腾飞的大连因其高水平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成为了北方争相学习的样板。精致商品住宅小区刚刚出现,也成为了旅游观光的对象,“小区游”盛行一时。来到大连的新兴中产家庭们不再需要投宿于招待所,而能够住在因商务会展而林立的新建酒店中,接受商品经济提供的优质服务产品。在厌倦了海滩的时候可以进入城市,和星海广场上飒爽的女骑警合影,在午后的音乐喷泉旁享受惬意文明的都市生活。
与此同时,足球也是大连城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甲A时期,战绩辉煌的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就已经闻名全国。虽与大连同为奥运会足球赛事的举办城市,秦皇岛本地的足球文化却命途坎坷。秦皇岛奥体中心仅有短短几年时间以河北华夏幸福的主场存在,而俱乐部则在2018年宣布迁至廊坊。身处气候宜人的渤海之滨,秦皇岛凭借区域和土地成本优势优势仍然承接了数个项目的国家队夏训基地。
海风中有落魄失意,还有什么已经坍塌。 《秦皇岛》万能青年旅店站在能看到灯火的桥 还是看不清 在那些夜晚 照亮我们 黑暗的心 究竟是什么 于是他默默追逐着 横渡海峡 年轻的人 看着他们 为了彼岸 骄傲地 灭亡
大约从2015年起,不甘心被其他海滨城市所超越的秦皇岛,开始吸引更大规模的私人资本。在这个阶段,城市空间区隔再一次开始明显,以国际连锁酒店和高级社区为代表,中产阶级将自己封锁在专属区域。经过最新一轮的士绅化改造后,在秦皇岛新建立的海滩飞地对于北京的度假客来说,重新具有了吸引力。
这些开发商避开了过时的北戴河海滩。香格里拉等国际酒店品牌选择了依附秦皇岛市中心基础设施的海港区。阿那亚等高端社区选择了长期以处女地状态存在、且离北京较近的昌黎黄金海岸。
如果说海港区接受国际级度假酒店的改造的这一策略是在向三亚等受欢迎的海滨城市学习,那么阿那亚社区的案例,则更具有特殊性。阿那亚通过建造地标景观、隔离准入门槛、策划文化事件这三个步骤,将自己塑造为京城文艺生活方式在海滨的根据地。这里将具体梳理作为典型滨海飞地的阿那亚是如何被设计、宣传和消费的。
与城市消费主题空间的策略相同,海滩度假地也通过营造场景而与其它的低消费区所区隔开。北京的房地产商在这片几乎是中国北方最优质的海滩——昌黎黄金海岸未被规训的自然场景中——构建了一片封闭的整合型休闲旅游空间。县城北面的山麓里还藏着一个地中海风情花园,是奥地利某家族开设的葡萄酒厂。
大海也早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意象。在灵性方面,它的神圣化形象彻底不存在了,而是转入了生活方式领域,变成了亲切的意象。海子的诗句继续被消费主义所挪用,从被旅行社的宣传语所引用,发展为房地产开发商向中产阶级塑造理想的生活方式的金句。即使能够时常来到海畔进行休闲娱乐,这都已经远远不够。房地产开发商在媒体宣传中构建了“每日都能与海为伴”的居住模版,游客只有购买了度假房才能实现它,似乎就可以永远生活在这个乌托邦中。
然而,这里不仅仅是一处供北京中产阶级消遣娱乐的海滩度假胜地。阿那亚的经济资本通过与北京艺术圈的文化资本相结合,邀请独立事务所营造了一套颇具氛围感的建筑,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当代的社会权力象征,建立了一个生产欲望的场所。在这个被景观化的海滩上,游客凝视以网红建筑打卡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体现。阿那亚的海滩在短视频app和播放Vlog的移动端屏幕上,继续再现它的美好,传播着这种令人点赞的生活方式。
2016年,阿那亚社区的海滩上还只有“孤独图书馆”这一座建筑,伍勤在《孤独图书馆:当“情怀”遭遇消费主义》中写道: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无孔不入,在今天却更加高明地隐藏在“情怀”背后。毫无疑问,图书馆在今天的浮世之中扮演着某种清高的意象,海岸边孤独地阅读更像是一种品味的标榜。“情怀”总能有效地让人放松警惕,遮掩地产资本、旅游资本的本质。
来自文化艺术界的意见领袖的品位,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标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地发布在阿那亚的海边惬意享受的照片,独自于月下听海浪声,或是去到孤独图书馆进行一场阅读仪式,或是在沙丘美术馆参加开幕活动,或是在单向空间举办一场文化沙龙,似乎使它从售房置业的庸俗中抽离出来,为这处商业小区赋予了文化表象。正如谢尔兹在研究中写道,想象的空间关系完全取代了实质的地理空间关系。(Shields, 1989: 153)
为了维护精心营造出来的休闲气氛,保证海滩呈现出来的精致品位,与当地县城的坏品位和国道上乌烟瘴气的大货车所彻底隔绝,阿那亚配备了一套严密的入场管控机制,驱赶流浪汉、小商小贩、大众旅游团体,将当地居民和普通旅客拦在园区之外。对于非业主的细致盘查,处处彰显了小区业主的尊贵身份。
关于“度假飞地”较有代表性的是伊登瑟对于印度、土耳其、肯尼亚等非西方国家中的超级大饭店的研究,这些全包式度假场所专门接待西方游客。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对于整个园区的环境进行了严密监控:凡是会造成感官混乱、不安的潜藏外部因素,统统排除在外。…… 游客待在这些飞地空间里面,与周遭环境彻底隔绝。旅游飞地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凝视,这里仿佛是个环境泡泡,替游客挡掉了令人反感的味道和地点。游客待在里面,感觉宾至如归,全是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更被国际化装潢与设施、西式美食、会说英语的员工所环绕。 (Edensor, 1998: 51; Edensor and Kothari, 2004)
通过过滤生活在园区之外的本地人与大众游客,阿那亚也将自己打造为一处真空的“环境泡泡”,业主们居住在高度封闭的滨海文艺生活区,不愿与此地的真实世界建立任何联系。没有了多元混杂的观众人群,DDC Livehouse 的业主专享演出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现场,它失去了本应有的异质性,如同乐队综艺录制摄影棚里的舞台,亚文化在这里当作符号被高价售卖。
伍勤在三年前就已经表示过担忧,认为这是从空间到文化上与大众的双重区隔:自称“公益”的海边图书馆,想必和当地有阅读需求的居民毫无关系。并且提到了早年的“碧山计划”中,碧山村没有建路灯,不顾当地村民的实际生活需求,而是满足游人前来看星星的愿望。而阿那亚这三年以来的实践让人们明白,无论是图书馆、美术馆、Livehouse,都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关系。
在河北,阿那亚以高端生活方式“殖民”培育成形的京畿飞地空间,在海滩建立了一个属于高文化资本人群的租界地。文化精英通过在此购房来满足自身的归隐想象,这从个体选择上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地产项目的阿那亚却始终以孤绝的姿态存在,资本之恶已然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在过去的70年中,随着大众旅游活动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秦皇岛滨海旅游的空间变迁可以大致总结为从集中割据,到分散蔓生,再到飞地形成的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由于前三十年里,北戴河滨海的大部分空间被疗养院所划定,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游客需要。在北戴河景区海滩的游客承载量将近饱和之时,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深入开发的商业项目选择另辟新海滩区域开发,以北戴河为中心向西南延伸到昌黎黄金海岸,和向东北延伸到海港区和山海关。
然而现行的开发模式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方面。新自由主义引导的中国城市中,资本成为了几乎唯一的标尺,并且与政策因素有着微妙的互动。只以滨海旅游为主要资源、又在全河北省GDP排名倒数第一,秦皇岛急需通过拯救旅游业、发展餐饮地产等相关产业来增加业绩。以开发区为例,海岸区域的天空已经悉数被高层板楼小区所遮蔽,许多建筑的形态令人瞠目结舌。迅速生长起来的高层住宅勾勒了城市混乱的沿海天际线,将成为这里长久的景观。
在许多的旅游开发的成功案例中,我们都能看到对于本地开发所作出的贡献。从目前来看,健身是本地居民与海滩互动最主要的方式。体育主题的滨海健身步道、奥林匹克公园等已经成为秦皇岛公共海滩的最主要的设定。除了构建游客友好型城市环境之外,这些场所实际上成为了本地人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如果望向更深入的层次,还可以尝试通过吸引游客的注意,将旅游的意义从完全的消费逻辑中部分地脱开,扩展到更具公众话语的层面。无论是伦敦的考文特花园的改建,还是中国的乌镇,都具有本地文化保护的意义。而在厦门和青岛,滨海旅游都带有人类学的色彩。但秦皇岛作为有着中国重要煤炭运输港口的城市,在游客的视野中始终是不可见的。而煤港的形象,似乎也与游客对于滨海旅游的期待而格格不入。如何将旅游产品与在地性形成有机的建构,尽可能改变目前存在的粗暴的阶层区隔方式,将是秦皇岛需要解决的问题。
难以逃离消费主义逻辑中的旅游活动,除了为游客在身份的攀比的循环链条中占据一个位置,如果还可以再留下些更有意义的印象,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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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岚,河北人。苏黎世大学经验文化学研究生在读。有时是媒体人,始终是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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