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整理！再考健康传播、新冠疫情，都是送分！

（一）信实原则 所谓信实，即诚信真实，是指传播者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应该恪守诚信，所传递的健康信息、传播的健康知识要真实、准确。信实原则作为健康传播的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应该贯穿于健康传播的各个方面和环节。 在媒体健康传播中坚持信实原则，一是对灾害性疫情和公共健康事件的报道，在不致于造成社会恐慌和严重负面效应的前提下，要做到及时、准确，让公众了解最新的真实信息。这就要求媒体工作人员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和素养，掌握基本医疗健康知识，弄清灾害性疫情和公共健康事件的真相；同时，媒体工作人员要增强语言道德意识，消除语言失实、语言歧视及语言娱乐化、低俗化等媒体语言伦理失范现象。 二是健康类节目和健康产品广告要准确传递健康信息和健康知识，客观、真实地宣传健康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不用所谓“专家”、嘉宾、患者的名义来夸大产品质量和疗效，不用模糊、易于混淆或绝对化的概念误导公众，坚持健康类节目和健康产品广告的公益性，在健康利益与商业利益、健康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坚持健康利益、健康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尊重原则 尊重是一项重要的生命伦理原则，也是健康传播的一项基本伦理原则。信实原则主要是从健康传播主体道德义务的角度而言的。尊重原则主要是从健康传播受众道德权利的角度而言的，主要包括： 1.尊重健康权 健康本身的终极性、目的性价值决定了包括健康传播在内的所有健康实践活动都应以尊重和保障健康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健康传播中，坚持信实原则最终也是为了尊重和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健康权；如果说对信实原则可以有所突破，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为了保障公共健康，即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健康利益的需要；另一种情形是为了促进个体健康，如在医疗健康传播中，医生对患者病情应该如实告知还是善意隐瞒、医疗干预是否应该引起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让渡，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患者健康。 2.尊重自主权 自主权是“一个人按照她/他自己选择的计划决定她/他的行动方针的一种理性能力。”在健康传播中，公民的自主权包括知情同意和自主决策两个方面，体现在健康传播的各个领域。其中，在媒体健康传播中，媒体客观、全面、准确地报道灾害性疫情和公共健康事件，健康类节目与健康产品广告如实宣传产品功效等，都是尊重公众知情同意权的具体体现。 3.尊重隐私权 尊重隐私权主要是在医疗健康传播和媒体健康传播中对医生和媒体工作人员的道德要求。在媒体健康传播中，媒体应该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同时，不得使用偷窥、偷录、窃听等不正当手段调查当事人的个人私密资料。公开个人隐私则一般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符合知情同意原则，即应该在当事人知晓并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公开；二是符合公益原则，基于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需要。否则，公开个人隐私的行为就不能获得伦理辩护。 （三）公益原则  所谓公益原则，即公共健康利益优先原则，是指健康传播内容和方式的选择，健康传播中各种伦理问题的解决都应该把是否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公共健康利益作为首要决定因素。信实和尊重原则都是健康传播的重要伦理原则，但在健康传播实践中，主体有时需要做出有违信实和尊重原则的事情。那么，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违背信实和尊重原则，判断和选择的一个基本标准和尺度就是是否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公共健康利益。 （一）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作用 1.发布与传播健康信息，并有效遏制谣言扩散 受众依赖媒介来满足他们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新媒体特别是专业类健康媒体可以更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大众卫生和医学科普知识信息，向大众传播各种卫生防病控制的政策法规，以提高群众的公共卫生意识、自我保健意识和疾病防控能力，促进人们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政府部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有效沟通，及时快速地告知公众政府决策，指导公众采取何种措施规避风险，还可以对社会流传的各种谣言进行及时遏制。 2.提供寻医问药等咨询服务，进行预防倡导和行为干预 基于数字互联技术的新媒体可以实现用户的同步或异步互动，这一点为新媒体条件下健康咨询服务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我国已有大量的专业健康类网站提供此类服务。另外，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官方机构开始逐步进入新媒体的健康传播中。 3.新媒体用户间互相提供情感支持，建立归属感 新媒体的社区导向和互动性既可以使“同一社区”里的人寻找自我群体的归属感，交流健康信息，提供情感支持，并集体进行个人诉求的表达和权益的争取，在良好的交流氛围中获得彼此间和群体外的认同和支持，达到健康传播的最终效果。新媒体平台还可以有效组织线下活动，对有特殊需求的用户进行健康干预。 4.意见领袖主动设置议题，促进信息的优化传播 在新媒体平台中，意见领袖的存在价值得以最高程度的体现，他们通过微博、论坛、微信等手段发布的信息会以最快的速度被最大范围的人群接受，这在健康信息的传播中优势极为明显。这些意见领袖主动设置的议题可以取得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5.利用新媒体传播优势，促进健康信息的国际沟通与协调 健康问题是无国界的，需要国际共同合作，制订促进全球健康的政策及实践计划。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可以充分打破时空限制，能够超越现实社会的管理边界将信息在最短时间内传遍全球，因而在健康信息的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传播面临的困境 新媒体的出现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大地促进了健康传播的发展，但是，当人人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时，自媒体的去权威化和海量信息的出现又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也给新媒体的健康传播环境带来许多困扰和挑战。 1.健康营销大行其道，公共服务缺失 健康传播是关系国民身心素质提升的重大课题，理应具有社会公共服务的内在属性。反观现在的新媒体健康传播现状，许多盈利机构打着“健康传播”的旗号，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健康营销，相关信息的指向仅仅是要推动医疗卫生机构网站的访问量和实际的问诊量，推动卫生保健商品的销售量，从而脱离了健康传播的公共服务属性。 2.信息同质化、飞沫化削弱传播效果 信息的同质化和飞沫化是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不可避免的弊端，同质化是指新媒体中大量信息雷同，反复出现；而飞沫化是指正确有效的健康信息在发出之后，容易湮没在上述大量毫无意义的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导致信息传播效果的弱化。在Web2.0时代，网络中存在着海量无价值的信息，信息的过度丰富可能会导致用户注意力的分散和选择的困难，容易使新媒体的健康传播达不到预期效果。 3.“把关人”缺失带来的虚假信息泛滥 在信息同质化严重、有效“把关人”缺失的情况下，新媒体特别是网络中的虚假信息同样严重泛滥。“去中心化”使所有新媒体用户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传达信息，而并非所有信息的正确性都会得到保证。另外，公众对信息真伪的判断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在群体转发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下，虚假信息也趁虚而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每个传播节点都可能成为虚假信息的“中转站”和“无形推手”，将其发散扩展出去，影响到更广泛的受众。虚假的健康信息如果被公众接受，并应用于实践和行动中，可能会产生与健康背道而驰的效果，甚至会威胁个体生命。 4.新媒体的包装营销容易导致“伪专家”、“伪健康”盛行 从张悟本、李一、刘逢军到马凌悦，不少所谓的“养生专家”在精心包装下声名鹊起，成功吸引大量拥趸，新媒体的出现更为这种“伪专家”和“伪健康”的自我营销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仔细审视“养生教母”马凌悦的营销之路就可以看出，她不但拥有自己的健康养生网、个人官网、论坛、微博、网上商城，还有百度贴吧、分布各网页的近3000张图片和1500多段视频等，而正面宣传性信息和保健品营销信息占据绝大多数且置于搜索排名前列，导致网友很难在后面的条目中找到质疑和揭露性的内容。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类“伪专家”的批量出现。 5.“数字鸿沟”带来的健康风险分配不均 虽然新媒体传播具有强大的信息聚合优势，用户可以通过搜索获得自己需要的健康信息和网络服务，但是公众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媒介技术掌握水平的差异，并不都能很好地理解和参与健康信息的在线搜索，也就难以有效地通过新媒体获取相关健康信息。“数字鸿沟”的存在，使新媒体的健康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也让不同的公众在健康风险的承担上有所差异。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健康传播路径优化

在新媒体环境下，要顺利构建公众信任，形成价值共同体，需要政府、媒体、专家和个人的集体努力。 1.政府部门合理管控，建立权威信息源 健康教育和健康知识的普及，政府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对新媒体的健康传播进行合理管控，充分做好“把关人”的角色。比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健康类网站的审核力度，建立准入标准和行业监督机制，打击并关闭不良网站；规定网络管理员定期对虚假信息进行清理，并明确对用户进行提示；建立良好的信息搜集操作指南和健康信息质量指标等等，通过提高健康信息的质量来建立公众的认知信任。 2.专家学者承担社会责任，发布主流健康信息 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传播的良性发展，需要专业学者承担起原创和主流信息发布的重任，构建公众信任。在渠道方面，专家学者同样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建立自己的健康传播品牌，以及提高品牌辨识度，更好地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这样，健康信息的需求者可以直接找到最主流的信息提供者，更好地甄别同质化信息的真伪和优劣，摒弃虚假信息。 3.传统媒体有效引导，多元传播促进公众信任 长久以来，传统媒体都在担任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任务，我国卫生界、新闻界利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介绍卫生及健康知识，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其权威性和公众的信任程度都比较高。因此，新媒体环境下的健康传播应当与传统媒体展开协同合作，通过传统媒体的权威报道，提升公众对新媒体平台的信赖程度，还可以互相监督媒体内容中的虚假信息，防止“伪健康”现象的出现，充分利用彼此的信息采集优势和传播优势，向公众提供最有效的健康信息，以多元传播方式的共同作用促进公众健康素养的提升。 4.不断发掘传播新技术 健康类网站等新媒体可以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服务的定制，定期推送给用户他们感兴趣和需要的信息，从而有效应对信息同质化和飞沫化的消极影响。这不仅是一种技术要求，更是一种传播理念。当前一些网站和机构已经建立了这种服务体系，但更多的是收费服务项目，未来可在更加公益的前提下广泛推广。 此外，能否有效地从新媒体获取健康信息，最终还要取决于公众自身的数字技术掌握水平，因此，充分发挥新媒体环境下的健康传播效能，还要求公众自身不断加强媒介技术应用的培训，提高媒介素养。 与以往的传染病和日常的慢性病健康传播相比，新冠疫情中的健康传播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传播渠道的迭代是新冠肺炎疫情健康传播的突出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社交媒体广泛使用、处于全媒体环境的当下。我国从2003年遭遇SARS到当前的新冠，十几年来互联网行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疫情的暴发，媒体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成为了各类疫情信息传播无可争议的“主流”平台，尤其是微博和微信以及各类热门的短视频平台，几乎是在全程“直播”疫情。社交媒体向公众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健康知识和疫情防控的传播平台，新冠肺炎疫情健康传播具有渠道互联网化的特点。 📌其次，从受众上看，新冠病毒的陌生性和疫情早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导致了公众心理的高度不确定性，加之全国人民都宅在家中，更增加了公众主动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 本次疫情开始后，从钟南山院士发布人传人的信息后，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公众经历了恐慌、焦虑、震惊等不同情绪，对于疫情信息更加依赖且紧追不舍。许多民众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查看疫情信息更新，并主动转发各类有关新冠的防治科普知识。复旦大学在2020年2月初收集的全国4,872名网民的问卷调查显示，72.5%的受访者表示对疫情信息非常关注，38.4%的受访者每天关注信息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 公众在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中的健康信息获取和使用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仅仅被动接受来自官方的信息，而且通过互联网的互动和交流，主动获取、采用、转发健康信息。这加速了新冠肺炎健康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效率，也让新冠肺炎防治的相关话题成为公众日常获取和互动交流的重要话语。 📌再次，此次疫情的网络健康传播中，除了传统的健康传播主体——医疗机构、医学专业人士、健康行业媒体发声之外，几乎所有类型的网络主体都参与了新冠肺炎信息和知识的深度网络建构，并生产出海量的疫情信息。 网络健康传播主体激增，新冠健康信息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可能是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帮助公众获得疫情知识，提高公众对于疫情的认识，降低感染的风险；另一方面，长时间暴露在单一的疫情信息主题中，过载的信息与知识可能成为“信息疫情”，也会导致公众焦虑症状的加剧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上述复旦大学的研究表明，55.3%的受访者有轻度及以上焦虑症状，重度焦虑达到9.6%。 （一）守好舆论引导根基，壮大网上正能量 1.坚守正向引导，引领“强信心”舆论基调 “新闻即是框架”，媒介制造的拟态世界影响大众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如何与他人互动。突发公共危机之下，媒体对于社会的映射、重塑显得尤为重要。以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作为传播节点的中心，及时准确地传递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科学防疫抗疫的信息，作为引领舆论阵地的“瞭望哨”、抗疫凝心聚力的“主力军”，彰显主流媒体核心引领价值。 案例 ➤ 2020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评论员文章铿锵有力地宣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 ➤ “新华网评”则推出“众志成城防控疫情”评论专题，陆续发表《多一份应急物资保障，多一道安全屏障》《该罚的一定要罚，该赏的一定要赏》等评论。“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成为舆论场上主流基调。 2.主动引导议题，汇聚“暖人心”抗疫合力 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舆论场信息交织度高。除了事实性的信息传播，媒体更要提升舆论引导主动性，积极设置引导议题，进行有效的引领，凝聚共克时艰的力量。 案例 ➤ 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官方微博平台，推出“最萌鞠躬礼”复制老照片，将小男孩病愈出院与医护人员鞠躬致敬的一幕，与一张百年老照片进行对比，从历史视角展现了医患互爱代代相传的暖暖温情。 ➤ 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图文《落日余晖下，这个瞬间刻骨铭心》，捕捉医护人员与患病老人共赏落日的画面，抚慰人心，提振战“疫”信心。 3.满足信息刚需，构建“聚民心”传播格局 “公开透明是谣言的天敌。只有信息发布做到公开透明，才能让群众安心、信任，防止引起恐慌。”在疫情信息战中的关键节点，公开透明、及时准确的疫情信息发布是最好的疫情稳定剂。各大主流媒体发挥权威内容轻量化、碎片化传播优势，建构起全媒体、全天候、全方位的立体报道格局。用户通过“不间断”信息流的方式，获得实时滚动信息乃至社交“陪伴感”。碎片化、社交化、动态化的陪伴，有效满足用户防疫信息需求。 案例 ➤ 人民网视频直播栏目《武汉时间》（后更名为《人民战“疫”》）联合全国百家媒体、平台、政务机构以及全国拍客，实行实时直播报道，在线陪伴用户，呈现各地疫情现状。 ➤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农村大喇叭喊话”集锦，“硬核河南”“河南抄作业”视频上热搜，引发了河南“村媒”现象。 ➤ 抖音、快手平台以“碎片化、高网感”内容为载体，信息传递分众垂直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如《钟南山示范如何摘口罩》《李兰娟提倡没毛病不要乱吃药》等短视频的播放量破百万。 （二）融合全媒体手段，多点触发信息需求 “媒介的交叉和混合，如同分裂或融合一样，能释放出巨大能量。”2020年是我国媒介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深度推进的第7年，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现实环境，媒体如何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多触点、多渠道共同发力疫情传播，是能否全方位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关键抓手。 1.信息及时性：紧抓节点传播，移动优先直击现场 现场直击、前线报道是新闻之本，在疫情面前更显力量和价值。媒体坚持“移动优先，融合传播”理念，发挥移动端快速、灵活的特点，在关键传播节点上，深入疫情一线，以“快讯”“最新消息”等形式，传递即时内容，拼接出新冠疫情的完整图景，为抗疫注入一剂“强心针”。 案例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紧密协作，充分调度前后方力量，在新闻频道推出《战疫情》栏目，采用移动直播的方式，带来“实时追踪火神山首批患者转运”“探访武汉协和医院插管小组”等一系列直击第一线的电视新闻报道。 ➤ 在自媒体平台上，武汉本地Vlog博主“蜘蛛猴面包”、Bilibili（哔哩哔哩）网站Up主“林晨同学”以日更的频率，实时推出“武汉实拍”视频日记，从独特视角着手，带来武汉成为“围城”后的第一手“揭秘类”视频。 2.内容专业性：“权威专家+意见领袖”，专业报道释疑解惑 心理学家霍夫兰最早对信源与说服效果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信源居于传播过程的首位，信源的可信性取决于传播者的信誉和专业权威性，信源可信度越高，说服效果就越大。此次疫情急需专业的科学传播和健康传播，在疫情传播舆论场中，舆论意见领袖和权威专家凭借自身强大影响力和专业素质，往往成为可靠信源，以“一对多”的传播方式，迅速占领大众视野。 案例 ➤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肯定“人传人现象”，引发全民关注。随后科学家赴武汉指导疫情防控工作，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医学领域的专业意见领袖出现在各类信息渠道中。“钟南山说……”模式以权威人士的地位，占据舆论场的核心地位，让科学“跑赢了”谣言。 ➤ 自媒体“回形针”的泛科普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被网友评价为关于新冠肺炎最详细的解读。Bilibili（哔哩哔哩）网站Up主“Ele实验室”的科普视频《计算机仿真程序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还没到出门的时候》、漫画家“刘小兔爱画画”手绘漫画《看了这个逻辑关系图，才更清晰为何不让你随便外出了》，都是将专业性与趣味性较好结合的健康传播作品，有利于向公众普及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有效抑制谣言产生和传播。 3.报道平台化：消解“信息疫情”，打造核心内容 分发体系伴随新冠疫情暴发，“信息疫情”迅速蔓延。信息疫情（infodemic，即information和epidemic的拼词）是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专题讨论新冠疫情会议上，由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提出。在“信息过载”环境下，人们难以发现可靠信源、专业指导，甚至造成焦虑、恐慌，对健康产生危害。一方面，海量信息环境之下，用户对于核心专业信息需求显著。另一方面，媒体平台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打通各信息系统联系，构建有效信息整合、分发体系，将解决公众信息获取不充分及滞后的问题。 案例 ➤ 微信“看一看精选”置顶文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汇集梳理各公众号推文，实时发布疫情数据，更新热点话题，从对权威专家的专访到对一线工作者的报道，再到对公众进行科普，从对谣言的真假辨别到官方的热点回应，全方位梳理疫情脉络。 ➤ 专业医疗平台“丁香医生”发挥内部大型结构化运作机制，在其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全国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与人民日报合作制作“人民日报—丁香园/丁香医生联合版疫情动态地图”，对疫情信息进行专业性的梳理整合、再生产，及时分辨“事实”和“谣言”，缓解民众恐慌，实现平台现象级传播。 4.融合智能化：动态交互，提供多元满足手段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方面，除了内容体现及时性、专业性，媒体综合采用“数据+融合可视化+动态交互”等交互报道形态，呈现疫情时期信息贴近性、智能化、趣味化的发展新趋势，多元手段满足用户。场景化精准服务。媒体充分利用基于地理位置（LBS）的大数据，积极满足公众切身利益，回应公众诉求。 案例 ➤ 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出品《了解你附近的“新型肺炎”定点医院》，综合使用大数据、定位系统等技术，用户可在地图上直观了解距离自己最近的定点医院以及省内所有的定点医院，发挥实用性、接近性的媒介功能。 ➤ 2020年1月26日晚，在湖北省召开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市长披露，因春节或疫情因素，大概将近500万人离开武汉。《第一财经》于发布会召开的当晚就推出数据可视化作品《离开武汉的500多万人都去了哪里？大数据告诉你》。文章结合百度地图慧眼的迁徙数据以及航班管家的运力数据，利用图片直观呈现了流出武汉500多万人的去向。 ➤ 《人民日报》推出《期待下一个零》《不足千人》等一系列新闻长图、动图，让数据“动”起来、“活”起来。用户可在多元可视化类型中直观地了解疫情数据最新发展走势。 （三）精准服务用户，做好情感陪伴与情绪抚慰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情感信息的集聚地，恐惧、痛苦、悲伤、同情、敬佩……不同种类、性质的情感会在灾难情境下集中而强烈地迸发，民众的理性意识极易被集体情绪化所替代，甚至降低应对灾害的能力。基于此，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客观前提下，发挥媒体心理抚慰、社会服务的作用，成为疫情报道的一大重要职能。 1.纾解情绪，下沉交互式心理安抚 各大媒体在多向互动的传播场域中，借力“两微一端”，利用“去中心化”的微媒体平台，浸入式下沉市场，实现高频交互，传播积极情绪，纾解大众情绪。 案例 ➤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推出交互式H5《众筹！一人一句，说给武汉，说给中国！》，邀请用户进入《人民日报》客户端、抖音号等平台为武汉加油，多平台联动内容众筹，实现半UGC化生产，以积极、正面的新闻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 知识素养和媒介素养整体偏低的乡村偏远地区，是消解民众恐慌和心理疏导的薄弱地方。人民网、央视新闻及县级融媒政务号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无人机硬核喊话》等短视频，配合生动的地方方言，在有趣诙谐的氛围中传播科学知识，形成全方位信息矩阵，引导公众情绪。 2.动态陪伴，满足软性情感需求 此次疫情要求公众减少流动、取消聚集、“宅”在住地，如何满足特殊时期的用户需求，为信息传播提出了新的命题。如何帮助用户“解闷”，借助5G移动通信技术原力，疫情报道“直播伴随”常态化，联动电视端、移动端，打通大小屏边界，做到大小屏长时段直播，并创造性地引进“慢直播”的概念，实时陪伴、调适公共情绪。 案例 ➤ 央视频APP开设24小时多机位直播端口，推出慢直播“与疫情赛跑”，记录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两大定点医院建造过程。“云监工+云守望+云充电”成最大“爆款”。 ➤ 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共同战“疫”》全天候、不间断直播，并与大屏端《战疫情》特别报道直播互通，大屏直播结束后，小屏端继续进行后续直播，带来“流量长尾”。 ➤ 《澎湃新闻》现场视频直播报道《直击：封城下的武汉》《武汉“封城”前的600个小时》，透过镜头直击史无前例的千万人口大城的“封城”瞬间。 ➤ “快手状元”发起疫情防控专场直播答题项目，答题参与人数达928.7万，23.9万位“状元”闯关成功，有效服务于用户情感陪伴和情绪抚慰。 3.体察民意，创新“云”服务 拉斯韦尔提出传播具有三大社会功能，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在这次疫情报道中，媒体充分发挥社会协调的功能，借助搜索大数据、征集救助信息，为疫情决策工作提供间接支持；实时陪伴式辅助功能上线，满足用户宅家新需求。 案例 ➤ 央视频为全国暂停课业的中小学生们提供“云充电”的多样化课程学习平台。 ➤ 美丽中国APP推出720度全景式语音H5《此时此刻，上百万人在看》，让民众实现“足不出户的云旅游”。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1+1》连续两期引用百度搜索大数据，列举武汉市民对自制美食的搜索量，反映疫情下武汉人民生活情况。 ➤ 人民日报社旗下新媒体（“人民好医生”客户端等）推出H5全媒体行动《征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求助者信息》，利用其高覆盖率和触达率，建立起庞大的信息网络和快速的对接渠道，收集应收未收的信息。 （四）加强国际传播，讲述中国抗疫故事 1.主动发声，增强国际话语权 国内各大媒体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着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真实是传播的生命，也是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的前提。针对海内外公众对新冠疫情的高度关注，媒体坚守实事求是原则，利用多种形式传播信息。人民日报、新华社、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利用多语种传播渠道，对内、对外同步发布疫情数据，以及时、翔实的数据回应关注。同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国内主流媒体深入分析，理性应对，做到回击“有理、有利、有节”。 案例 ➤ 人民网在Facebook上利用9种外文发布《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紧锣密鼓》《火神山医院竣工交付》等多篇帖文，多篇报道浏览量突破10万，受到国外舆论关注。 ➤ 面对部分国家媒体借新冠疫情对中国发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CGTN主持人刘欣在《观点》节目上进行掷地有声的回应，讲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控制疫情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 2.共情传播，彰显疫情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情意指“同理心”，指的是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在特定情境下做出准确情感反应的一种能力。“文者，贯道之器也。”要讲述中国故事，必须要把中国抗击疫情的“道”融通于生动的个体情感故事之中。只有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传播话语方式，才能被全世界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各大主流媒体在对外传播的全球格局下，讲述中国人民与疫情斗争的动人故事，展现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战“疫”的支持。 案例 ➤ 人民网日文频道在推特账号发布配图推文“光头的你也很美”，报道了武汉抗疫一线护士为避免感染、节约时间，将一头秀发剃掉的故事，引发日本当地网民强烈反响。 ➤ 新华社、CGTN和人民网各外文频道都积极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发布各国人民为中国加油的短视频或图片，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五）舆论监督揭示问题，民意传递涌现“新通道” 主流媒体树立“问题导向”意识，发出权威声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推动问题和矛盾的解决，这是主流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报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监督批评报道有反馈，及时报道批评对象整改落实情况，权威披露形成了“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良性闭环”模式。这既有利于展现新闻报道的效果，也有利于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帮助用户“解气”，引导群众增强决心、坚定信心。 案例 ➤ 《环球时报》报道《环球时报9日夜在武汉拍下的这一幕，让中央赴湖北指导组震怒！》披露了武汉市武昌区在患者转运工作中暴露的问题。 ➤ 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表格任务重如山、聚集动员喊口号、作秀留痕走过场……揭一揭抗疫中的“形式主义”》一文，对形式主义进行系统性监督的深度调查报道。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战疫情”特别栏目《中央指导组派出督查组赴黄冈市督查核查》报道“一问三不知”黄冈市卫健委主任…… 在去中心化的传播语境下，健康传播既面临着健康知识权威性降低的窘境，也经历着传播主体信任资本瓦解的困局。建设性新闻立足于知识的科学性和专业性，通过整合多元知识实现新闻范式的严谨可证与辩证平衡，探寻将知识转化为可行方案的解决之道。这种兼具知识视野与方案思维的新闻范式，不仅将健康传播引向更广阔的知识视野，而且以方案思维促成政策协商和实际行动，不失为在“去中心化”的传播语境下一种优化健康传播实践的探索性策略。 （一）立足新闻的情理逻辑，传递多元的健康知识 健康知识与科学知识有着高度的重叠性，是一种系统化的专门知识，但相对于科学知识而言，健康知识含括同大众生活关联更密切的日常面向，兼具科学性、可证性和对现实的确认。 因此，涉及健康议题的报道对记者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 案例 在《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慢性疼痛的健康新闻中，记者通过采访多位患者和医学专家，收集与疼痛相关的医学数据，陈明疼痛的症状、分类、原因、治疗方案与进展。专业性较强的健康报道往往会涉及许多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这篇报道通过引用大量的医学研究成果和调查数据阐明背景知识，既提升了知识的易读性，也增强了知识的可信度。同时引入“讲故事”的方式，将采访对象的问诊经历作为叙事线索，通过个体叙事串联起知识结构，使得读者在与故事人物的情感共振中生发出对健康知识的兴趣。 （二）着眼社会的整体情境，建构平衡的叙事框架 恐怖诉求应用于健康传播中收效甚微。建设性新闻的领军人乌尔里克·哈格鲁普因此呼吁，应制止因不断关注“坏消息”而引起的恐惧螺旋，打破焦虑的恶性循环。建设性新闻所主张的平衡信息、正负情感的智慧正是对这一局限性的回应。记者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图谱，对事件和现象进行全面的观察，平衡地呈现健康议题中涉及的消极与积极的影响。 案例 美国调查科学与健康记者、畅销书作家加里·陶伯斯在系列报道中对引起肥胖的诱因进行批判性思考。他对世卫组织提出的“卡路里摄入过多易导致肥胖”发表质疑，认为少吃多动的传统思维不足以解释如今居高不下的肥胖症发生率。他引用非营利组织“营养科学计划”(NuSI)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卡路里分为“坏的卡路里”和“好的卡路里”。其中碳水化合物属于“坏的卡路里”，是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的主要成因，而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属于“好的卡路里”。加里的系列报道生动体现了健康新闻应有的思辨性，也融入了建设性新闻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原则，通过对惯常认知的批判性思考和严谨的验证性解释，理清误区，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策略，增益公众的自我效能感和改善健康状况的信念。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尤其在涉及专业知识的健康传播领域，对议题背景与相关事件的关联性思考，能够给人们判断其发展趋势提供参照，也体现了建设性新闻“解释新闻及背景”与“未来导向”的要素在健康传播知识维度的运用。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正面的情感安置与注入积极的情绪是改善新闻基调的驱动力。具有建设性的健康传播既要直面健康议题中的危机和风险等负向信息，也要在负面的事件中挖掘成长、恢复、希望等积极元素，通过透明完善的信息策展和正负平衡的叙事结构，在帮助公众感知潜在健康风险的同时，也恰切地减轻公众的恐慌、焦虑和无助。 （三）转变记者的角色定位，探索健康领域的共谋共建 健康传播通过汇集来自不同学科专业人员的知识交流，为健康行为提供有意义的支持。这种支持贴合了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新闻“有为”，即以一种更具吸引力、更具参与性的报道方式“适时地介入”。在这种价值驱动下，记者的角色定位得到扩展，他们不再仅仅是事件的记录员和社会运作的监督者，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和问题的解困者。新闻报道也不再仅是对现实的描述和对问题的批判，转而关注共谋与重建等代表蓬勃发展的主题，以探索解决之道的姿态参与报道流程，为公众提供卓有成效的行动指引。 一方面，记者可以充分利用职业便利调动多样化知识和资源，在科学评估方案效果的基础上阐述解决问题的办法。 案例 新闻网站Richland Source在“治愈希望”系列报道中对导致婴儿意外死亡的原因进行调查，发现在俄亥俄州里奇兰郡，有安全隐患的睡眠方式是导致婴儿意外死亡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地人口普遍低收入和低学历的现状，报道中提出采用芬兰的安全睡眠传统为蓝本，使用婴儿箱(Baby Box)来促成更安全的睡眠。报道以解决方案为线索，不仅说明了既有蓝本的良好效果，而且引介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为降低婴儿死亡率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中介力量，应当联结学者、卫生行业从业者、政府、公共组织和公众等在内的多方主体，创造多元合作的机会，促进方案、政策等的有效、高效制定和落实。 案例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媒体除了发布相关权威信息，还通过对接医院、捐赠者和生产商，充当信息中间人的角色。例如，“人民日报全媒体行动·征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求助者信息”平台发挥党报的资源优势，对接医患信息，实现供需信息的高效配对；《三联生活周刊》在疫情蔓延初期，立足平台优势，整合各地医疗信息，发起了“三联在行动”的活动，调配资源支援抗疫一线。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建设性元素在健康传播中误用和滥用的风险，避免滑向过度干涉主义的极端。例如，虽然建设性新闻主张更具知识性的解决之道，但健康传播实践中的“软文广告”等形式，包裹着知识科普外衣，模糊了广告与新闻的界限，弱化了解决方案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并不具有真正的建设性价值。 以上就是本期推送的全部内容了。健康传播、新冠疫情在去年考试中可以说是刷足了存在感，今年，其热度可能会减少，但绝不会消失。后疫情时代，对关涉公共健康状况、人类自身健康素养与生命质量的传播议题展开积极的探索与反思，正是我们新传学子理应具备的专业素养之一。 参考资料： [1]贾鹤鹏,苗伟山.科学传播、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理论溯源及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J].国际新闻界,2017,39(02):66-89. [2]朱海林.健康传播的伦理审视[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3):25-32. [3]陈虹,梁俊民.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传播发展机遇与挑战[J].新闻记者,2013(05):60-65. [4]曾祥敏,周杉.全媒体语境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路径探析——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研究[J].当代电视,2020(04):4-10. [5]陈薇,施瑞鑫.知识视野与方案思维：建设性新闻理念下健康传播策略探索[J].中州学刊,2021(07):16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