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美洲作物对于人口增长有巨大作用。其实人口增长的逻辑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清代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是一岁数收和土地改造，美洲作物推广作为技术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长决定，不宜倒因为果。实际上美洲作物价值凸显的时间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且主要在山区缓解人口压力。传统社会美洲作物影响受限的原因在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产，即使略有优势也难以打破原有的种植制度，在“钱粮二色”的赋税体系下到底只是糊口作物，是农业商品化粮食不足的补充。美洲作物能够成为“第一等的题目”肇始于何炳棣先生，但“美洲作物决定论”却系后人夸大，其中有着被形塑的二十世纪心理认同和“以今推古”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 美洲作物 人口增长 玉米 番薯 美洲作物决定论 　　“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是地理大发现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也是早期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在其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却反而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各种美洲粮食、经济、蔬果作物纷至沓来，引发了整个农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形态的转型。质言之，鉴于美洲作物的巨大功用，明代后期以降，各种书写不绝于史，近几十年来，专题研究骤然增多，研究大盛。就传统社会而言，数十种美洲作物中以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影响最大，不仅仅是因为现存文本最多、最为史家所看重，更是由于美洲粮食作物与人民生计息息相关，美洲粮食作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山区土地供养人口的上限，近代文献甚至会保存珍贵的数据，为我们估计美洲粮食作物生产指标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本文论及美洲作物如不加说明均指美洲粮食作物。

　　近年来有众多言论过分夸大美洲作物，姑且称之为“美洲作物决定论”。这是笔者自创的一个概念，在此略作解释。何炳棣之后关于美洲作物的讨论渐多，没有人否定美洲作物的重要性。不少学者肯定它们对于人口增长的积极意义，如全汉昇、葛剑雄、王育民等，但措辞比较严谨，至少在《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这样第一部从整体上专门论述美洲作物的专著及之前均是如此。近十年间，有心人受到前贤的启发，“变本加厉”地强调美洲作物对人口增长的巨大意义，无论是学院派抑或民间学者，近年各种论著、网文只要涉及美洲作物，必然充斥着美洲作物导致清代“人口奇迹”“人口爆炸”的言论，如玉米支撑了清代人口的增长、“18世纪的食物革命”、康乾盛世就是番薯盛世、番薯挽救了中国等，俨然成为一种常识，众口相传，深入人心。 　　美洲作物真的可以拔到如此之高么?侯杨方敏锐地驳斥了这一点，但旗鼓略逊，其为学术随笔，缺少实证，“美洲作物决定论”依然赤帜高张。侯杨方在不同场合贬斥过美洲作物，但笔者以为我们虽不能过分肯定美洲作物，也不能矫枉过正，要用事实说话，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这是我们写作《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一文的初衷。王保宁通过浙江微观研究也指出：玉米不是棚民进入山区的主要目的，也不会对人口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一、基于理论的省思:人口增长 　　笔者曾经参加过两届量化历史研究研习班，量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笔者大致是认同的。伴随着量化历史研究的“中国热”，美洲粮食作物再次华丽亮相，进入学界的视野，“美洲作物决定论”闪亮登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陈硕与龚启圣合作的雄文(以下简称陈文)，该文得出的结论也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引种玉米可以解释1776—1910年间人口增长的18%。如果加上番薯、马铃薯，直逼人口增长的30%。 　　历史研究一般是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陈文虽然颇有启发性，但是结论未免有点惊世俗，与笔者长期以来研读史料、定性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基于此，我们撰写了论文《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文章的初衷是“以量化对量化”，因为量化史学诟病史学研究缺乏“用数据说话”，没有大样本统计分析、检验假说的真伪，易言之，他们认为传统史学的结论仅仅是假说，并非历史事实，无法被证伪。量化史学的批评固然不失科学的法统，然而却忽略了史学家也并非是“拍着脑袋想问题”，而是建立在“板凳须坐十年冷”这样的苦功夫的基础上，阅读了大量文献(大样本)后方奠定研究基础，必是以求真务实为依归。明证就是，量化历史结论验证的史学假说多数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量化历史提出的假说也并非凭空构建因果关系，而多是由史学家率先提出的。 　　我们利用大量一手资料尤其是前人所未用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档案，结合农学知识、史学积累，得出结论：19世纪中期，玉米、番薯仅提供人均粮食占有量43.83市斤，能够养活2473万—2798万人，至少太平天国(人口峰值)之前的人口压力并非源自美洲作物，即美洲作物不是刺激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就全国而言美洲作物发挥更大功用的时间在近代以来，已经错过了人口激增的阶段。至少在美洲作物的问题上，并非传统史学，而是量化史学把虚假的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譬如2015年国家推出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若干年后，恐怕也会有人认为马铃薯是新世纪人口增长的主因，而忽略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这就是量化历史的风险。 　　拙文的实证分析，就美洲作物而言美洲作物，偏向内史，撰写完成后，我们仍有意犹未尽之感觉。外史中还有很多工作可作，亦能佐证我们的观点。本文多做理论分析，均为制度史、经济史意义上的研究理路。 　　(一)中国人口数字与中国人口增加的根源 　　何炳棣经典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之所以毫不含糊地回避定量分析，而选择制度分析，就是因为他认为构建中国人口数据库是很有风险的，在1953年人口普查之前除了洪武数字之外的任何数字都是多少有问题的，乾隆四十一年(1741)到道光三十年(1850)比较有用而已。原因何在?帝制社会的“口”“丁”向来是赋税依据，它们“充其量只能说明数量大小的次序或满足记载中的数字资料形式上的需要……统计数字所能反映的当代实况，与他们所反映的史官们所恪守的陈陈相因的书面记载不相上下”，所以我们在方志中经常可以见人、丁沿袭不变，或在传抄的过程中稳步以微小的增加值建构一个新的数字。 　　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再到雍正元年(1723)“摊丁入亩”，地方没有了隐匿人丁的必要，是否统计就更加确凿?也不尽然。费正清一针见血指出的情况依然存在，更重要的，合并了丁税之后，田产较少或无的人减轻了义务，但权利依然保留，如参加科举的权利、享受赈济的权利等，所以必然会一下子跳出很多隐匿人口，造成人口爆炸的虚相。要之，人口数不过是王朝国家和民间社会博弈的数字游戏，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抢夺资源的工具。 　　曹树基的“中国人口数据库(1393—1953)”，以府为中心，以县级数据为基础，虽然依然具有危险性，然而目前已无较之更为优秀的数据库，姑且用之，其历年人口数据见表1。 　　1393—163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6‰，1680—1776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5‰，1776—191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其中1776—1851年为4.5‰)。公元2年开始，漫长历史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不过1‰，帝制社会末期能达到4‰—5‰，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当然尚在可接受的范围，但是清初在经历了明清易代之后，民生凋敝，竟然能达到传统社会的峰值5.5‰，不单高于有明一代，也高于康乾盛世，这就很有问题了。乾隆中期之前，美洲作物尚未发挥作用，如此高的人口增长率只能是丁税取消之后，伴随着人口统计方式的变更，大量隐匿人口浮出水面的结果。1776年之后正是美洲作物开始发挥作用的长时段，但是我们看见年均增长率反而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所以“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那么中国人口增加的根源为何?简单两个字——和平。社会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于是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区域贸易壁垒限制降低，这些都加强了全国性的人口流动和商业活动，垦殖、贩卖盛极一时，财富迅速积累，生育愿望增加，人口自然迅速增加。要之，正是清政府多次改革达到轻徭薄赋、加强仓储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彰显“德政”，“借着藏富于民，清政府可说助长了人口增长速度”。 　　(二)中国人口增长的内在逻辑 　　如果我们用“和平”一言以蔽之，虽然直指本源，但是未免难以让人信服。中国人口增长的面相自然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但是这些动因均可以认为是和平的折射。当然，有的内在逻辑因素与人口增长互为因果。我们已经知道清代人口并非狂飙式增长，但是毕竟一直在增长，一再刷新传统社会的记录，堪称人口奇迹，因此其内在逻辑值得探讨。 　　第一，人口的增长必然与死亡率下降相关，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天灾人祸在和平年代的危害都将大大降低，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和地方社会应对就卓有成效，医疗水平也有所提升(温病学派、人痘接种等)，但罗威廉认为也许中国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溺婴率的降低，国内局势平和、新土地的开发与谋生机会的增加，人们有意减少杀害或抛弃新生儿，更遑论中国本来就有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传统社会也缺乏普及式的避孕措施，联想到新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人口爆炸，似乎不无道理。 　　第二，中国移民史也是一部中国垦殖史，开垦新农地的渴望促使国人东突西进，与山争地、与水争田，有清一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开发高峰。加之盛世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更名田”“招民开垦”“免升科”政策，包括非传统农区的耕地宜于逃避清丈等，这些都促使开发深度不足的山区、边疆迅速纳入农耕区范围，即使是山头地角、河荡湖边这样的畸零地也不曾放过。中国的耕地数量自西汉中期至明万历时期，在长达近1600年的时间里只增加了3亿多市亩，而在清代仅200多年时间里，耕地总量增加了6亿多市亩，超过以往1倍以上。这些新开发土地接纳了传统农区的“浮口”。 　　第三，李伯重从全球史视野解释明朝灭亡，指出一方面是17世纪前半期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灾难，另一方面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东亚政治军事变化的结果。那么同样的逻辑是否也可以解释清代的盛世面貌?康乾时期的气候温和稳定，人口应该稳步增长，我们与欧洲对比也是如此;明末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减少导致通货紧缩的话，“1641—1670年获得的白银下降到2400吨，不如1601—1640年的6000吨”，那么入清之后“仅美洲白银，18世纪中国就获得了26000吨，是17世纪的一倍”，这些白银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 　　第四，清朝和明朝强敌环绕的环境亦不一样，清朝接收了明朝军事改革的成果。然后迅速在对内战争(三藩之乱、收取台湾、教门帮会等)和对外战争(“十全武功”之三、四功)中取得胜利，最终建立了多民族的清王朝，整合成了一种超越性、新形态的政治体，这一点自然与耕地的扩张息息相关，于是清代人民得以在丁税取消、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的前提下“闯关东”“走西口”。 　　第五，明清易代对地主的打击和形成的“人口真空”，造成了地权分散，也提高了佃农的地位，清代租佃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分成租制转向定额租制、押租制和永佃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充分分离，农民拥有了田面权，靠土地流转成为“二地主”，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无论是自耕农还是田面权商品化的佃农，在“有恒产”的安全感心理下，就会乐意改良土地、努力生产。所以减轻了地权分配不均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在土地面积没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清代土地产出多养活了二三亿人口”。 　　上面提到因素，有些是老生常谈，笔者整合到一起，无非是想强调，中国人口增长成因多元，并非单纯将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放到一起基准回归就可诠释的，以陈文为例也未见上述重要因素的稳健性检验。历史的面相是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因果传导机制并非那么明晰，即使存在，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多条发散、双向互动的关系。我们承认美洲作物或许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绝对不可高估。 　　最后一个因素，本文接下来要着重论述的，就是技术革新与人口增长的关系。 　　二、技术革新与人口增长 　　技术革新似乎亦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内在逻辑之一。笔者之所以单独提出来强调，一方面因为美洲作物本身就是技术革新之一，另一方面技术革新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单独评述，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也需要重新探讨。 　　一般情况下，我们讨论食物与人口增长时，最重要的生产指标就是两个：耕地面积与粮食单产。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亩产增加都会导致粮食总产量上升，传统时代人口数与粮食总产高度相关。而且这些是可以测算的，前如医学进步、溺婴率降低、气候变化、白银资本等，都是极难匡估的，不是单纯套用模型就可以反映与人口的关系，而且前述因素的合力的最终指示器都是反映在耕地和亩产上。耕地面积扩大前文已述，但相对较为粗放，耕地能够扩大的地区一般不是传统农区，自然条件相对略有不及，此其一;耕地能够扩大的地区，一般与集约经营无涉，人民多会选择节约成本的方式——粗放经营，此其二。在传统农区，也就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通常农民会采用的增产方法就是集约经营——以劳力替代耕地或通过经营方式的转型;而新垦区是以耕地来替代劳力;技术选择的差异在于环境不同。只是耕地不会无限制地扩大，在太平天国前，除了东北，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全国基本已经开发殆尽，耕地增加日趋缓慢，所以集约经营才是增产的最终归宿。 　　是故技术革新对于传统农区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就是亩产增加。虽然不同学者对清代亩产估计不一(参见表2)，但毫无疑问，清代亩产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高峰，如笔者测算19世纪中期人均粮食(原粮)占有数量773.09市斤，平均亩产291.39市斤/市亩，结果必然就是养活更多的人口。亩产增加主要就是依靠技术革新，不禁有人会问，中国传统农具在宋代已经定型，除了美洲作物清代似乎并没有显而易见的技术革新，又是什么技术支撑人口一再刷新纪录呢? 　　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技术革新是否仅是指生产工具和新品种的传入。何炳棣早就指出“并不是每一项生产技术的重要变革都必须与新器具和新机器的引进相联系”，他认为粮食生产的第一次长期革命就是11世纪以来广泛传播早熟稻(占城稻)引起的，但何炳棣似乎只看到了新品种，而未见其他，如种植制度、肥料使用、整地技术等。这里笔者就要引入李伯重的理论，即“技术进步有两个特点，一是它首次出现之后还会继续改进，二是新技术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够得到广泛应用;只有当新技术完善和普及以后，它才能对经济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技术传播比发明往往更为重要”。因此，对比明、清我们发现技术还是那个技术，但是在清代却有纵深的发展，尽管有的技术甚至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诞生。 　　（一）一岁数收 　　多熟种植或者说复种指数增加，是清代亩产增加的最重要原因。一岁数收技术其实早已有之，代表性的就是北方以小麦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和三年四熟，南方以水稻为中心的水旱轮作制和双季稻及在双季稻基础上一年三熟。 　　以北方两年三熟为例，韩茂莉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两年三熟，但是李令福认为明末清初两年三熟制才在北方逐渐形成，中间还有西汉说、北魏说、唐中期说，莫衷一是。笔者以为，他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两年三熟萌芽的时间可能很早，但是全面推广开来，确系在明末清初，是故清代才实现了产量的大增。主要原因是此前人口压力没有达到全面采用该技术的必要性，也就是“人口压力决定食物生产”，该理论下文再述。 　　宋代虽然就有双季稻，然只是零星存在。长江流域、闽广地区的双季稻，据闵宗殿考察，大多数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闽广地区更发展出三熟制。亩产量在两年三熟制地区提高约为12%—30%，在稻麦二熟制地区提高约为20%—91%，在双季稻地区提高约为25%—50%，可以一窥南方亩产之增加。北方一岁数收还可通过间作套种来实现，陕西农学家杨屾就提出了“二年收十三料之法”。 　　（二）土地改造 　　清人在与水争田、与山争地上很有一套，土地利用招式层出不穷，而这些土地之前往往是没有利用的。为了防止海潮、洪水的侵袭，则有涂田、湖田、圩田(柜田);为了利用水面，则有沙田、架田、葑田。耕地向高处发展，是最主要的改造耕地的方式——旱涝保收的梯田，实现对山地水土资源的高度利用。上述土地利用方式在清代之前已有存在，但在清代达到高潮。 　　还有一些边际土地，产量过低，清人亦采取低产田改造措施，想尽办法加以改良和利用，如南方冷浸田(石灰增温、深耕晒垄)、北方盐碱田(绿肥治碱、种树治碱等)，甚至发明出“砂田”这种利用模式，堪称农田利用史的奇迹。 　　一些瘠薄地，通过农民常年的精心养护，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用粪如用药”，从而提高了地力，土地越种越肥，也难怪珀金斯把肥饼称为清代“技术普遍停滞景象的一个例外”。有了肥，自然还需要水，有清一代直省水利工程974宗( 乾隆朝半数)，远超以往，这还不算遍布民间的自办小型水利。 　　清代大盛的堤塘综合利用(生态农业)通过废物利用和资源改造，促进多种经营。不仅有我们熟知太湖流域(粮、畜、桑、鱼)和珠江三角洲(粮、桑、鱼或果、桑、鱼)的基塘农业，还有关中地区的粮、草、畜生计模式。 　　要之，一岁数收和土地改造是清代技术革新的两大面相，共同打造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集约化生产最为重要，集约化生产主要靠的就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清代人口大增，人口多被捆绑在农村，集约化生产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也正因此，才有了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生产”一说。 　　那么技术革新(新作物、轮作复种、水利、生态农业、肥料、整地技术、耕作法等)，是否亦和其他因素一样是人口增长的内在因素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之所以专辟本节着重讨论，就是要强调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是：“人口压力决定食物生产”，而不是“食物决定人口容量”!!“食物决定人口容量”之观点其实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陈文等“美洲作物决定论”之观点，变相继承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传统社会永远无法打破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在“死亡推动”下周而复始地循环。 　　而笔者认同的是与马尔萨斯相反的观点，即博赛拉普的著名论断：人口增长才是决定农业发展和食物供给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导致人们缩短休耕时间乃至多熟种植的集约化生产，强化生产更多的产品。人口压力凸显之前，即使农民了解劳动集约型技术，也不情愿去采用。该理论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被证明是极有创见的。确实，人民不会盲目采用新技术从而投入过多的成本，因为这样不合算，他们只会选择最适合技术，哪怕是看似落后的技术。据尹绍亭研究，云南西南热带亚热带山地，人均所有林地在24亩以上，刀耕火种就会存在。那么人口压力又何以产生呢?博赛拉普认为理论解释中必须为其他因素留有余地: 医疗的、生物学的、政治的等。观察二战之后几十年欠发达国家的人口激增，恐怕没有人会认为那是食物条件变化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博赛拉普用“集约化”来表述在人口压力刺激下，农业从森林休耕—灌木休耕—短期休耕—一年一作—多熟种植的发展链条，虽然亩产、总产均有提高，但是每工时劳动产出下降，是不得已而为之。黄宗智认为“博赛拉普没有找到比集约化更合适的单词来表达这个核心逻辑……内卷化才是对她著作所包含的逻辑更恰当不过的表述”。此点我们认为还可商榷。博赛拉普所理解的“集约化”是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劳动生产率(也分单日劳动生产率和年际劳动生产率)一定下降，而“内卷化”概念意味着边际报酬一定是递减的。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市场机制不完善，农民追求闲暇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场机制完善之后，农民会尽可能提高投入促进利润最大化，这是我们对博赛拉普理论的一点修正。 　　再多说一句，集约化的尽头是否就是“人海战术”呢?“内卷化”认为边际报酬将递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净收入大于零就值得去干，我们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首先在传统社会，“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耕地产出是有极限的，不是光投入人力就可以的，农民也会计算人力成本。而且在当时的人口压力下，农民知道该投入多少劳力，获得多少产出就已经足够。清初江南时人陆世仪以区田法(小范围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灌水)示乡人，得利甚多，然未推广，乡人认为“工力甚费，人不耐烦”。当时江南已经地少人多，有清一代人口规模也没有大的变动，尚且如此，可知只有集中水、肥才可增产，如过于耗费人力，自觉选择者不多。 　　三、被高估的美洲作物 　　同理，美洲作物作为技术革新的表征之一，既然技术革新不是人口增长的肇因，那么美洲作物也不应该引发人口增长，而应该是人口增长后对美洲作物的自发选择。 　　事先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点，我们并不是否认美洲作物的作用。民国有数据记载以来，玉米已经是一些省份的第二或第三大粮食作物，虽然远难以与水稻相颉颃，但在几百年内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不俗。我们的观点是:美洲作物在近代之前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近代之后其有一个稳步增长的过程，但依然不宜过分夸大。即使今天玉米已经是第一大作物，但仍不是第一大口粮，其发展逻辑与畜牧业息息相关。第二点，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如果我们在中国的不同区域、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求，不排除能找到只言片语来证明美洲作物对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如果把视界延伸到海外，恐怕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但我们认为博塞拉普的观点在整体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一）时间上的不一致 　　笔者追随很多先贤时彦，探讨过玉米、番薯在各省的分省传播研究，私以为先做区域研究再汇集成全国研究，是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的基本思路，即“为了整体而局部”，“为了综合而区分”。匆忙上马全国研究，弊病一是看不到区域的复杂性，违背了认识论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规律。殊不知美洲作物在一省内部的传播也是千差万别，遑论不同省份以及南北方的差异。如浙江一省玉米就分别从海外、福建、安徽引种，且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序列上，浙南、浙西山地在道光以后种植强度较大，浙北、浙东、浙南平原始终不温不火。弊病二是全国研究工作量较大，不同省份难以关照到，论述只能抓住个别史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会产生误导性的假说，此种经验早见于曹树基驳陈树平。因此对现存全国性研究，我们均不甚满意。 　　笔者结合已有众多微观研究——玉米包括浙江、云南、陕西、山西、广西、甘肃、四川、山东、安徽、黑龙江、贵州、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秦巴山区、西南山区、土家族地区等;番薯包括浙江、江西、广西、四川、山东、福建、河南、河北、潮州等。玉米研究完全碾压其他美洲作物，番薯次之，马铃薯则凤毛麟角，这与其在传统社会未产生重要影响的态势相符——发现：首先，玉米、番薯虽然传入时间较早，但发挥功用时间较迟。除了番薯在明末的福建、广东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基本都不入流，直至乾隆中期之后南方山区开始推广、在道光年间完成推广。换言之，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二者在南方山区推广最快的阶段，之后才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功用。在南方平原地带，则一直建树不多，最终在南方形成了西部山区玉米种植带和东南丘陵番薯种植带，虽有交汇，分庭抗礼，边界在湖广、广西。而北方玉米、番薯推广更晚，光绪以降的清末民国时期才有较大发展，虽然最终奠定了一般粮食作物的地位，仍无二者在南方山区之地位。其中玉米又胜于番薯，玉米在北方山区值得一书，在平原也有所发展，在总产量上得以超越南方。番薯尤其在春麦区，几无踪迹。乾隆以降特别是弘历朝，对番薯大加劝种，但番薯未融入北方的种植制度，多是昙花一现，灾后即撤。嘉庆以来，多见官方禁种玉米，这些虽有效果，但收效不大。因玉米暗合棚民开山的需求，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玉米也好，番薯也罢，归根到底，种什么都是农民自发选择，不是国家权力所能管控的。 　　由此可见，玉米、番薯完成推广、开始发生较大影响是在19世纪中期，此时人口已经达到帝制时代的峰值，19世纪中期之前的人口增长率也并不高，没有美洲作物也可以达到这个增长率。更何况，19世纪中期包括之后的一段时间，玉米、番薯仅在南方山地为主要粮食作物，南方平原和北方大区未在主要辐射范围内。再说南方山区人口也不是人口增长的主力，中国历史上任何时间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是在传统农区(平原地区)。美洲作物也许在技术上可以支撑山区人口增长，但山区的环境承载力却天然限定其不可能容纳太多的人口;山区人口基数也过低，如果以山区为标杆测算增长率，自然会以为中国人口大幅增加。而且归根到底，山区人口增加也不能归功于美洲作物，而是移民潮，有清一代移民活动空前激烈，山区高得惊人的人口增长率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率。 　　以陈文为代表的美洲作物量化历史研究，多将一地方志记载的最早时间作为种植强度的代理变量，殊不知引种时间早晚和种植强度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物种在最先引种到该地后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传播中断，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引种才能在该地扎根，即使扎根也不代表该物种就能稳定、迅速地普及开来。以玉米而论，这一现象在云南、浙江(是玉米最早进入中国的三大省份之二)都发生过，两省的玉米均是在19世纪之后才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此前优势不甚明显。反之，有的省份引种看似较晚，但后期推广强度出奇的大。比如番薯，江西在康熙年间始有番薯记载，晚清已经是全省第二大粮食作物;山东引种早于江西，在该省粮食作物中却一直排不上号。个中情形不一，需要细细体察。强行将引种时间的早晚和人口密度的变化勾连起来是想当然的相关性。 　　要之，美洲作物推广和人口增长在时间上不一致，不能构成正相关的关系。先将引种先后和种植力度划等号，再与人口增长挂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太平天国之后美洲作用影响渐广，却处于人口低潮期，又当如何解释呢?! 　　（二）民国数据再研究 　　民国以来是美洲作物的南北方发展时期，民国美洲作物的影响力肯定是大于清代的，如果我们掌握民国玉米、番薯的面积比、产量比，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状况。民国时期的调查数据虽然有所欠缺，但弥足珍贵。我们曾经在《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一文中援引了几例，但不全面，后来又有新资料的发现，兹表列于下。 　　虽是不完全统计，但学者的观点大致相同，即：直到20世纪30年代，玉米、番薯在作物中所占比例，无论是面积还是产量，都并无巨大优势。除了传统稻麦占绝对优势之外，大麦、高粱、小米、大豆均超过玉米、番薯，其他美洲作物当然更不足论了。一句话，南稻北旱的格局未变，依然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并没有被美洲作物所打破。当时北方的两年三熟、南方的水旱轮作，仍然少有美洲作物参与。如果民国初期美洲作物是如此面相，回溯清代的状况，美洲作物肯定只弱不强，其对人口的贡献也就难言矣。 　　直到民国中后期，玉米强势发展，在北方大平原尤其是东北地区，挤占了一些传统粮食作物空间，南方平原则始终少有玉米的影子。而番薯在南方热量条件较好的平坦地区加入到与水稻的后作当中，形成了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的完美轮作复种体系，即使不适合水稻的旱作地区，番薯也作为花生、小米等的接茬作物，一年二作收益颇佳;在山东、河北等地也有所发展，唯不能与南方相颉颃而已。 　　（三）方志中对美洲作物的记载 　　无论其他历史问题能否进行量化，至少清代美洲作物是不适合进行计量研究的。为何?自然是没有数据，即使是可供量化的描述性记载，也是罕见的。笔者几年前由于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翻阅了全国8000余部方志的物产篇，自认为过眼极多。方志中对美洲作物的记载最主要集中在物产篇，简称方志物产，研究方志物产大体可以摸清美洲作物在全国的引种推广、分布变迁。笔者关于历史农业地理的定性描述多是这么来的。 　　但是方志，尤其是清代前中期的方志，多是单纯记载物产名称，几个字、至多一句话的简要性状描述方式，到晚清也没有多少改观。仅凭只言片语就匆忙进行量化，风险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根本搞不清该物产在当地的面积、产量、比重等，又如何断定其重要性?我们在清代方志中看到的最多的还是美洲作物花样百出的别名、异称。名称是一个作物最稳定的标记之一，如果以此(地方性称谓)作为切入点，研究美洲作物在地区间的传播，应当有所斩获。但是如果就靠这个评估其影响大小，是很难做到的。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方志记载较为详备，也缺乏定量描写，学者只能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推断其种植规模，曹树基早已有所尝试。但是此法就如古代地震定级一样，见仁见智。肯定有人会问，我们在清至民国方志中经常会看到玉米、番薯“处处有之”“半年粮”“赖以为生”等记载，难道还不能反映问题么?我们认为是不够的。第一，美洲作物是名副其实的新作物，文人墨客甫一发现，由于猎奇的心理可能会夸大其价值，陈世元说番薯“薯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同乡黄可润说“一亩地可获千斤”，就客观得多。陈世元只是出于推广番薯的目地张大其辞。反之，方志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作物水稻却很少见到收获量的描述，即使在稻区亦是如此，大家对水稻首屈一指的地位司空见惯，没人会去记录人所共知的事实。第二，如果以将研究对象框定玉米、番薯，自然是先入为主的将其界定为主要粮食作物，对其记载也特别关心。但拙作《中国南瓜史》发现南瓜救荒价值很大，类似记载绝对不下于玉米、番薯，且推广更快、影响很早，难道我们就能认为南瓜在传统社会的价值大于玉米、番薯么?在没有具体数据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建构。有趣的是，根据南瓜在中国本土化历程，笔者倒是认为南瓜更适合与人口增长做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比玉米对中国人口的影响还大。 　　方志物产的编纂较少受编者主观意向的影响，但也不一定就能传达给我们准确的历史信息。编纂者多是士人，不事稼穑，不一定能够正确掌握农作物的正确信息，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经常出现。郭松义、曹树基就曾经指出，方志物产所记录的“玉米”“玉谷”“玉(御)麦”“薯(藷)”等，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玉米、番薯。再者，笔者也早就指出不是所有的方志都记载物产，最有趣的是一些方志物产记载的物产并非全面周详平衡的全记录，其实只是“特产”或“新增物产”。所以，利用方志物产时，需要仔细甄别和全面考量。陈文认为，如果在美洲作物传入之前就存在强人口压力，当地种植的粮食作物可能会吸引地方志编撰者更多注意，既然抽样没有发现对于粮食作物种类记载的显著增长，所以人口压力不存在。这个推论是很片面的。既不符合方志物产的编纂方式，逻辑上，强人口压力与粮食作物种类记载的增加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四）高产与低产之间：种植制度的博弈 　　中南美洲是美洲作物的世界起源中心，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并无人口爆炸一说。如果按照今天美洲作物的高产特性，说玉米、番薯养活了大量新增人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传统社会的美洲作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高产。我们一向称玉米、番薯为高产作物其实有点言过其实。 　　我们在《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中整理了清代文献中的亩产个案，最高限与最低限差别较大，这其中既有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也有人为建构的因素。所幸民国时期具体数据增多，通过整理，大致可以发现单产玉米在190市斤左右、番薯在1000市斤左右。民国时期，玉米、番薯不是作物改良的主要对象，所以清代大致也是这个水平。 　　番薯水分较多，按照四折一的标准折合成原粮，也就是250斤，1949年以后更多是五折一，亩产就更低了。玉米约190斤，番薯约250斤，而同时期水稻的一般产量是300多斤。小麦亩产更低，但和水稻一样，价值很高，再者说小麦是良好的越冬作物，综合效益上是不可能被美洲作物超越和取代的。这就是玉米难以在南方平原、番薯难以在北方平原扎根的原因之一。番薯难以融入北方，主要是因为番薯和小麦不能很好地轮作，接茬时间上出现了冲突，玉米则契合的较好，这也是后来玉米在北方大发展的原因之一。 　　水稻、小麦不提，玉米、番薯单产相对其他杂粮固然略有优势，但优势不是很明显(和高粱相捋)，在传统作物搭配根深蒂固的前提下，很难作排他性竞争。此外它们不易于做成菜肴和被饮食体系接纳，经常见到文献记载玉米、番薯适口性不好，更难引起文化上的共鸣，这些心理因素也造成发展的鸿沟。 　　玉米相对番薯更容易进入北方种植系统，盖因番薯生长期太长，春薯、夏薯均与冬小麦相冲突，冬小麦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杂粮进行前后搭配，用地和养地相结合，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番薯孤掌难鸣，直到民国开始与花生搭配年际轮作，才取得部分话语权。 　　玉米生长期短，理论上是可以作为冬小麦的前、后作，但是我们看见的多是前作。这就是北方两年三熟的种植传统“麦豆秋杂”，麦后多种大豆，冬小麦对土壤肥力消耗过高，如果再种植粟、玉米等，必然影响土地的肥力，来年必定减产，而豆类则能实现较好的养地目的，华北有农谚“麦后种黑豆，一亩一石六”。玉米其实对土壤要求并不低，比番薯只高不低，没有适量的水、肥，玉米产量并不高，所以有高产潜质的玉米也不过亩产一百来斤。 　　既然玉米可以作为冬小麦的前作，为什么没有完全碾压高粱、小米、黍等? 上述心理因素和种植习惯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因素是农民的道义经济。传统农民追求秋粮的多样化，“杂五谷而种之”，以分散经营风险，除非其中一种作物优势明显。求得稳产历来比高产更重要，这是中国农民的智慧。 　　除风险规避之外，农民不选择玉米也是符合农业生产规律的。我们不能只看到玉米的抗逆性强，耐寒耐旱耐贫瘠。其实玉米耐旱不如小米、耐寒不如荞麦，玉米并不是万能药。在干旱无灌溉的地区改种玉米，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地种植玉米，不会有好的收成。“风土论”在这里需要被重提，不同作物生态、生理适应性不用，在经纬地域分异和垂直地域分异下形成的环境特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1949年以后我们吃过盲目改种玉米的亏。玉米尤其怕涝，适当干旱有利于促根壮苗，如果土壤中水分过多、氧气缺乏，容易形成黄苗、紫苗，造成“芽涝”，因此，玉米苗期要注意排水防涝。玉米较早传入东南各省，但是一直局限一隅，未能推广开来，部分归因于沿海平原地区并不适合玉米的栽培。在低洼地、盐碱地，高粱就具有绝对优势。所以我们才看到，美洲作物虽然最先进入沿海平原，却在山区开花结果，然后又影响了部分平原，是一种逆“平原—山地”发展的模式。 　　玉米在南方山区就一帆风顺么?美洲作物大举入侵之前，南方山区不是没有粮食作物，如荞麦、大麦、燕麦、小米等，显然它们算不得高产作物，不会形成规模，相比之下玉米、番薯虽然在平原没有优势，在山区确是名副其实的高产作物，排挤了传统杂粮。但是，山区自然条件大举发展种植业问题多多，山区土质疏松、土层浅薄，仰仗林木保持水土，深山老林一旦开发，过度利用泥沙俱下，水土流失严重，棚民垦山种植玉米带来环境问题的记载在文献中汗牛充栋，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玉米主要产区与今日石漠化分布区一致，这些都导引了亚热带山地的结构性贫困，最终连玉米都没得种。南方山区其实并不适合发展种植业，如果没有美洲作物，最终会走上发展林牧副业的道路。 　　（五）“钱粮二色”的赋税体系 　　玉米、番薯在明末传入之初，作为奇物，风头一时无两。但引种日广，物以多为贱，其不费人工、生长强健、成本低廉、产量颇丰等因素决定了其价值不会很高。最后沦为山区拓荒作物，只有穷人才吃，口感确实也不好，必然不会受到地主和权贵的青睐。同样，番薯等美洲作物一般来说只是贫困者才会食用，成为一种新的底层阶级食物。诚如李中清所言，由于人们对番薯等新作物口味的适应性较慢，新作物的明显优势最初都被忽视了。有清一代美洲作物基本没有被纳入赋税体系。 　　传统社会的赋税体系是“钱粮二色”本位，二者比例有消长，但无论是“钱”还是“粮”，都基本与美洲作物无涉。论“钱”的话，美洲作物卖不上价，吃这些食物是不得已而为之，农民即使想凭借美洲作物换钱完课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论“粮”的话，无论是交租还是纳粮，都不包括美洲作物，价值不高、口感不好、层次较低、饮食习惯等都决定了业主不可能以此充“粮”，这里说的“粮”，南方是水稻，北方主要是小麦，小米、黄米、高粱兼而有之，俱是传统粮食作物。我们考察《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以及黄冕堂根据刑科题本整理的《清代乾嘉道期间分租材料表》《清代乾嘉道期货币地租表》大数据等，仅是偶见美洲作物资料，再看全国粮价统计体系中，玉米、番薯只有在清末湖南、玉米在清末新疆略有记载，美洲作物的地位就已经了然于心了。陈文断言玉米的引入有效地降低了粮食价格(3.4%—3.6%)，我们是疑惑的。实际上在生齿日繁和积贮失计的双重压力下，清代粮价一直是上涨趋势，清代后期的粮价与清初比上涨了一倍或两倍半左右。 　　还有一个与赋税体系相关的因素限制了美洲作物的推广：租佃关系下清代同时盛行分成租和定额租。定额租或许会好一些，但是分成租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酷，地主不但亲自督耕，还强迫农民种植特定作物，农民没有选择的自主权，更别提在分成租下农民往往经济实力弱小，需要地主提供生产工具、耕牛、种子等，地主肯定不会让农民种植玉米、番薯这些低级作物，所以租佃关系越发达的平原地区，玉米、番薯的影响越小。 　　除非税赋体系出现严重问题，美洲作物是不会成为课税对象的。要么山区开荒不涉税赋，免于“升科”或赋税极低;要么有主山场租金极低;要么土地清丈困难，便于隐匿。美洲作物在这些地区是很有需求的，但也仅限于自食自用。 　　（六）商品农业与美洲作物的博弈 　　玉米、番薯可以不需要像稻麦一样精耕细作，于是农民可以腾出手来搞一些商品性农业，这在山地开发初期是很有优势的。流民“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给我们一种暗示就是客民都是为了种植玉米才来的，玉米、番薯省力省本省时，他们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吃饱么?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李中清发现西南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得益于由于中心工业区发展和城市扩大吸引而来的移民，美洲作物直到18世纪晚期还没有成为西南主要食物来源;王保宁也发现棚民进山主要是为了山林经济，玉米充其量不过是林粮间作的附属“花利”。这些不但可以证明山区人口增长在先，然后“人口压力决定粮食生产”，更反映了流民是为了利益而来，他们披荆斩棘、辛苦备尝，不是为了苟活于世那么简单，不少棚民身家甚富，不但预付租金，而且雇工经营。 　　垦山棚民明后期已有之，当时人口矛盾并不如清代这么突出，也没有什么美洲作物大举开发。之所以背井离乡，无非是利益的驱动，通过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靛蓝、苎麻、甘蔗、罂粟和一些经济林木等来获利，“皆以种麻、种菁、栽烟、烧炭、造纸张、作香菰等务为业”。清代中后期，烟草、美棉、花生等又后来居上。这些高价值的经济作物才是棚民垦山的真正目的!山区缺粮问题一直存在，传统粮食作物不但低产而且价格昂贵，聚集的人群越多，经济作物越是挤占良田，粮价越贵，玉米、番薯正好迎合棚民对粮食的需求，于是一拍即合，加剧了民食粗粮化。一般认为货币地租在近代之前不占主流，在江南采用比较多。山区商品经济固然没有江南发达，但货币地租的比例不一定比江南低，盖因山区纳粮比较困难，相当一部分的地租只能通过经济作物这个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 　　山区开发之始，经济作物生产与粮食生产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存在，在地方社会争论不休。既然经济作物连良田都可以挤占，何况是玉米、番薯?所以它们在推广的同时也要面临经济作物的竞争。 　　学界已经重新评估明清山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指出其充其量不过是“生计型”和“依赖型”农业商品经济，不足以实现经济根本转型。受制于严峻的生态和生计现实，山区稻作经济一直占绝对主体地位。山区农作物的老大既不是美洲作物也不是经济作物，还是水稻。山区农民尤其是汉人移民首选的还是稻(水稻、旱稻、糯稻)，除了山间坝子之外，即使不是很适合稻作发展的丘陵，农民也力争种植稻谷，千辛万苦开垦梯田，这就是山区的“技术锁定”，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至少涉及了种植习惯、技术惯习、饮食习惯、高产价高四大因素，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展开。 　　宏观来看，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著名论断：“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就是传统社会农作物种植的主要态势。根据“张心一数字”，20世纪20年代即使是中国山区面积最广大的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水稻比例也是占绝对优势，分别是36%、41%、47%，领先第二名小麦/玉米20余个百分点，而这已经是美洲作物经过长期发展的民国时期了。此时人口也已经趋于稳定，全国农作物种植比例见表5，清晰可见人口增长主要仰赖于传统作物。史志宏最新研究认为19世纪中期平均亩产326市斤，其中仅17市斤归功于美洲作物，实际上这还是继承了吴慧的较高估计的说法，如果按照我们的计算，不过仅有2.56市斤而已。微观研究，黄志繁、饶伟新的赣南研究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水稻的统治地位难以撼动，王福昌研究闽粤赣边山区环境亦发现番薯、玉米虽然种植较普遍，但数量不多，没有过去想象的高，是梯田水稻种植方式的补充。归根结底，清代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依然靠传统粮食作物维持生计，“湖广熟，天下足”说的就是湖广之水稻承载了其他人口密集区的人口，美洲作物主要养活的是基数本来较低的山区既有人口。因此，清代的人口增长主要依靠一岁数收和土地改造基础上稻作农业支撑，美洲作物仅是积极应对人口压力的措施之一。 　　关于玉米、番薯的地域分异问题，前文已述，总体上玉米多在西部山区，番薯多在东南丘陵。分异的原因其实不是传播的问题( 玉米从西部边疆传入、番薯从东南沿海传入，玉米也有东南一线)，在于东部人地矛盾更紧张，番薯单产高于玉米，在水热条件满足的条件下番薯可以作为水稻的后作，西部山区水热条件差些，玉米也能适应。所以在山地开发初期，美洲作物尚能满足需求，后期随着人口密度的加大、水土流失的严重，自然条件允许下的梯田稻作实为更好的选择。梯田在清代达到了开发高潮，兴修大量陂、塘、堰、坝就是为了配合这种发展，此种南方山区的立体农业百利而无一害，既可自流灌溉又可引水灌溉，在保持水土的同时又非常高产。产出的水稻很宝贵，农民往往卖细留粗，所以说玉米、番薯在开发后期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尤其玉米最短90天就可收获，有救荒之奇效。 　　所以，以为进了山区就是美洲作物的天下，其实是一种错觉。即使是山区旱地望天田，美洲作物占据绝对优势，也不可能完全排挤掉大麦、荞麦、小米等多样杂粮，这是中国农业的特色，加之经济作物、梯田这样商品农业与美洲作物的博弈，实在不能过分高估美洲作物的地位。其作为糊口作物兼补充杂粮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美洲作物不可能超越水稻，卖细留粗、暂接青黄才是它们的闪光点。 　　四、“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 　　我们在前面大篇幅探讨了美洲作物种植的实态，大致上可以拨去云翳。最后还有一个需要说清的问题，是美洲作物为什么会被捧上神坛，即“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剖析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清楚其学术史脉络，更有助于我们对本文提出的命题有更深的体悟。 　　（一）何炳棣研究的前后 　　美洲作物能成为“第一等的题目”归功于何炳棣。在何炳棣1961年大作问世之前甚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由于国内外环境的闭塞，导致我们很长时间之后才知道国外的研究成果———美洲作物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第一，美洲作物就像它的价值、味道一样，是平淡无奇的，即使影响日广，成了重要粮食，大家也仅视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众多食物中的一种而已，不会有人有强烈的兴趣来挖掘它的重要价值。即使有心，也苦于资料难寻。确实文献中对于美洲作物的记载是不足和分散的，历史上居然一本关于玉米的专业农书都没有。番薯倒是好一些，由于不是经典文本，传世文献不多，今天我们看来极其重要的番薯专书《金薯传习录》，何炳棣都没有引用，想必是没有知悉。 　　第二，当时的大环境下，学术并不发达，又没有多角度深度挖掘的治学环境。美洲作物可以归类的经济史并不是学科主流(多由经济学家来完成)，农史学科更是襁褓状态。即使中国最重要作物的历史———稻作史，亦著述不多，遑论美洲作物!而且当时的学科分野明显，作物史研究多是由农学家来完成的。就美洲作物来研究美洲作物，过于内史，没有形成广泛的学术对话，涉猎者不多。 　　第三，关于美洲作物的讨论不是没有，主要集中在引种时间、路线等基本问题。一方面是这些基本问题确实没有梳理清晰，需要不断讨论，甚至上个世纪末还有学者认为美洲作物很多是中国原产。不休的争论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成为美洲作物研究中的“显学”，于是大家基本没有看到隐藏在他们背后与人口的复杂关系。 　　20世纪50年代何炳棣开始的研究，把美洲作物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阶段。只做第一等题目的何炳棣，开启了人口史研究之后，迅速勾连到了美洲作物的头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见，在当时，为清代人口增长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费正清称“他对方志中关于作物传播的研究就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使这段历史重写”。虽然何炳棣指出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洲作物仅是原因之一，但美洲作物经常被学界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何炳棣在1978 年的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肯定美洲作物的引种堪称继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推广后第二个长期的粮食生产“革命”，其主张的“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美洲作物推广”理论三位一体，美洲作物推广和人口爆炸互为因果，构成该理论的经典框架。 　　可以说，何炳棣是“美洲作物决定论”的“始作俑者”——此处特加引号，是因为他自己并未将美洲作物过度放大，从未表达过或哪怕只是暗示过“美洲作物决定论”。“美洲作物决定论”更多是后人对其研究的曲解和引申，追本溯源，所以不得不提而已。何炳棣的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敏锐地发现了农业创新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打破以往仅从制度、政治视角等分析的主流框架。虽然笔者在此絮絮不要高估美洲作物，但是倡导正确认识美洲作物应当归功于何炳棣，其功绩不容抹杀。 　　（二）二十世纪的心理认同 　　为什么何炳棣的假说在提出之后几乎一呼百应，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影响力日广，愈演愈烈，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以至于言清代人口爆炸必称美洲作物，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何炳棣的确是一个“导火线引燃者”，其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包括何炳棣在内的20 世纪知名历史学家，多是20世纪生人。民国时期美洲作物已经是很重要的粮食作物。饥荒越是严重，玉米、番薯的价值就越高，自然灾害频发又是民国的常态，有人指出：“如果说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于一部中国灾荒史(傅筑夫语)，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38年的民国史，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玉米、番薯，虽然不可能望水稻之项背，但是在部分省份已经是稳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了，而且重要性与日俱增。 　　此外，经过近两百年的在地化累积导致本土化在民国的最终完成，美洲作物已经不是什么新作物了，不仅被饮食系统接纳而且也融入了本土文化，开始有人认为玉米、番薯是中国原产并从史料中搜罗一些“证据”，其他所谓种植习惯、技术惯习的隔阂也逐渐消弭，各种玉米、番薯制品层出不穷，看来口味口感也不再是问题了。 　　总之，20世纪生人多有大量进食美洲作物的生命体验。西敏司总结: “饮食作为一种深嵌惯习(rutted habituation)，是如此接近我们记忆的核心、性格的结构和有意识的行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自我主体的一部分”，美洲作物已经充分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可重复的、大量的和不易察觉的，不管我们爱不爱吃，都要大量食用，今天的长者可能对这段回忆充满温情，也可能深恶痛绝，不管自我塑造的印象为何，根植到我们的记忆中，形成二十世纪的心理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中华民族的性格是由稻麦为代表的传统作物塑造的，隐喻概念化了我者和他者的关系，那么二十世纪之后就掺杂了美洲作物的影子，最著名的莫过于食辣习俗、食辣区的形成。 　　（三）以今推古 　　以玉米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迎来大发展。以1949 年为分水岭，1949年之后玉米种植面积迅速超越小米，成为继稻麦之后妥妥的中国第三大粮食作物(番薯也有较大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在20 世纪70 年代之前的玉米单产并无显著增加，为何在1949年后异军突起? 　　首先，1949年后中国人口形势更为严峻，人口压力一年高过一年。加之发展畜牧业需要大量饲料，逐渐确立了玉米在饲料中的主导地位。在传统粮食作物增产达到一定瓶颈的前提下，美洲作物值得被投入更多的关注，美洲作物确实也具有增产的潜力，在传统社会没有被关注的条件下都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如果精耕细作，产量必有提升，历史也证明了这点。第二个因素是，1955年国家把“增加稻谷、玉米、薯类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明确提出: “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要求增加31000万亩稻谷，15000万亩玉米和1亿亩薯类”，可见国家对于玉米、番薯的重视，除了水稻无出其右。 　　如图1所示，1970年之后，主要由于高产杂交玉米的快速推广，玉米单产持续增长，1978年达到了亩产374斤，比民国翻了一倍，1998年702斤又翻了一番，2015年786 斤。番薯情况类似。由于美洲作物单产的不断增加，更加具有竞争力，于是播种面积也水涨船高，最终玉米在2012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在这样的现实下，当代学人很容易以今推古，用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来影射历史现实，以为历史时期的美洲作物也是如此重要(高产、栽培面积广大)，殊不知这只是人为构建的神话，并非真正的历史事实，忽略了人类生态的变迁。 　　黄宗智早就指出，“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的理论和信念”。所以我们评估美洲作物，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能盲目套用今日之经验和他人的技术方法，既要全面把握问题，也要对细节体察入微，先做好区域研究，才能打破思维的桎梏。此外就是应用跨学科的方法，以研究美洲作物为例，除了人口统计、经济史、历史地理，还要了解农学方面的基础理论，才能跨越学科的藩篱，再现真实的历史。 　　（作者李昕升，系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