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霸榜，新钱掉队！深圳40年创富榜，一座城市的财富历史与未来

新财富深圳创富百人榜显示，深圳最富的100人合计创造了27030.46亿元的财富，超过了2019年深圳26927.09亿元的GDP总产值，首富马化腾身家近4000亿元。 近17年来，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的深圳富人从18名增至57名，财富的年化增速高达30%，比上海高近7个百分点！ 移民城市、“大市场小政府”的制度土壤，“契约精神”下资本、人才的汇聚，是深圳过去40年最重要的创富密码，腾讯、顺丰、立讯精密、迈瑞医疗、比亚迪等深圳招牌公司的创始人也因此收获巨大财富。 然而2010年以来，深圳创富动能似乎正在衰退。这十年，小米、美团、字节跳动、拼多多、商汤科技、寒武纪、链家等头部公司均孵育在北京、上海。 深圳的王牌产业是电子信息，但实力更多体现在硬件制造领域，而在上游半导体领域，由于所需资金规模巨大，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驱动较为困难，深圳仅在芯片设计领域处于龙头地位，制造和封测仍然薄弱。相比之下，多年坚持投入的上海，大政府优势凸显，产业规模稳居第一。虽然深圳近年奋起直追，但新追兵西安、合肥、武汉等地也积极造“芯”。此外，土地面积的狭小，营商成本的提高，也使得深圳电子制造链陆续外迁至东莞、河源、南昌等地，深圳的辐射效应明显，但是否会分散产业链，弱化集群效应，尚有待观察。 新经济方面，独角兽榜单上，深圳的实力仅为北京的1/5，上海的1/2，甚至低于杭州，整个粤港澳湾区的创富动能都处下风；而比起20年前，深圳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北上也在衰退。 在内循环成为主动力、在前方已无领路人的产业升级时代，深圳这座创新之城，是否还能复制前40年的光彩？房价攀升之下，深圳还是值得用青春投资的梦想之城吗？ 作者:程华秋子刘鲜花 202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建立40周年。一周前，亦是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政策落地一周年。 过去40年，深圳创造了世界奇迹，从边陲的小渔村发展成了国际新一线城市。2017年深圳GDP总量超过广州，位列内地第三；2018年GDP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龙头。 深圳的经济奇迹，主要贡献来自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过去40年，超千万人口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深圳。深圳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市企业总量超过97%，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0户、企业150户，创业密度全国第一。 多年来持续通过500富人榜来侧面刻画民营经济发展轨迹的新财富，在深圳不惑之年，推出深圳创富百人榜，即是寄望通过复盘这些富人的行业、出身、选择，和得到的回报，来分拆深圳奇迹背后的创富密码。 从我们的排名看，深圳这10年，粤海街道的名气大了，但新生代的明星公司少了，房价高了。对于深圳未来的发展前景，争议从未停止。从深圳创富百人榜的公司代际演化，或可直观深圳面向未来的创富动能的储备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数据确切可辨，我们此次主要选择了总部设在深圳的民营上市公司和有融资记录的独角兽，计算其主要股东截至2020年7月31日的持股市值或估值。深圳素来卧虎藏龙，身家亿万但深藏不露的富人很多，我们的统计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如有遗漏，欢迎留言补充。 01、创富40年：深圳财富密度，全国最高 深圳，堪称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样本。1979年，深圳GDP仅有1.79亿元，连上海的1%都不到；2019年，深圳GDP达2.69万亿元，40年15000倍，并与北京、上海一起，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 从GDP增速来看，近十几年，深圳均高于北上。2003年，深圳的GDP增速甚至高于北上近10个点，一路狂飙猛进（图1）。虽然近两年，深圳GDP增速放缓，与北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特别是2019年深圳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为6.6%，被广州反超，但2020年上半年，深圳GDP同比增长0.1%，成为一线城市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体现了经济的韧性。 图1：北上深的GDP增速对比 GDP增速超前背后，有着每一个普通深圳人的奋斗与回馈。深圳的人均收入从有确切数据的1985年的1915元，上升至2019年的62522元，34年间增长超过31倍，年化增速达到10.8%。而那些在创业创新中处于引领地位的人士，则获得了更高的财富报偿。 新财富的统计显示，深圳最富的100人合计创造了27030.46亿元的财富，超过了2019年深圳26927.09亿元的GDP。这100人的平均身家高达270.3亿元，财富中位值接近105.8亿元（表1）。 深圳最富百人中，既有腾讯马化腾、恒大许家印、比亚迪王传福、宝能姚振华等老牌富人作为“定海神针”，又涌现出了喜茶聂云宸、碳云智能王俊、富途控股李华等一批新鲜血液。 虽然深圳已经“四十不惑”，但相比北京和上海，年轻的深圳过去40年在创富上显现了惊人的活力、速度和爆发力。 我们以覆盖内地顶级富人的新财富500富人榜为参照，可以看到深圳富人在榜单上一路攻城略地。 2003年，500名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中，深圳仅有18人，为上海的一半；他们的总财富为217亿元，为上海的6成。而17年后，深圳上榜富人升至57名，人数略少于上海，但1.7万亿元的财富规模却已是上海富人的1.4倍。2020年，在整个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深圳富人的人数占比已经提升至11.4%，财富占比达到16.6%。其创富体量，从北上深三地垫底，成功超越上海，晋级第二（表2）。 2003年，深圳富人的平均财富仅12亿元，当年的首富海王集团张思民的身家达到26亿元，是深圳富人平均身家的2倍。从2015年开始，深圳出现了首位千亿富人马化腾，而后又陆续出现了王卫、许家印两个千亿量级富人。到了2020年，深圳首富马化腾身家（2767亿元）已经接近深圳富人平均财富（312亿元）的9倍，身家超千亿的富人共3人（图2）。 图2：新财富500富人榜中，深圳富人近17年财富体量变化 如果将北、上、深三地富人财富与各地的GDP增速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在三地造富速度都大幅跑赢当地GDP的情况下，深圳富人的财富涨幅最高，近17年的年化增速高达30%，比上海高接近7个百分点！ 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因为GDP体量最大，近17年的年化增速仅有11.79%。而定位“政治、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无论富人财富还是GDP增长，都表现出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表3）。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的深圳不仅跑得更快，创富的密度也最高。 三个城市中，深圳和北京的“富人财富占比”都超过了“富人人数占比”这一指标；其中，深圳2020年富人财富占比达到16.6%，要超过其人数占比5个百分点。这一定程度说明，深圳的创富密度要高于另外两个城市——富人人数更少的深圳，创富势能却更大（表4）。 在富人人均财富增长上，深圳的曲线同样陡峭且迅猛。深圳富人的人均财富2003年仅12.05亿元，2020年则超过了311亿元，比北京高出90亿元，比上海高出162亿元。其人均财富的17年间年化增速高达21.09%，领先北京、上海，也远远领先于2002-2019年深圳人均收入5.55%的年化增速（表5、图3）。 图3：2002-2019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02、三大创富引擎：TMT、房地产、医药生物 深圳创富能量的逐渐攀升，离不开抓住产业升级中的各种机遇。 40年间，深圳的产业经过了多次转型，几乎每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产业升级。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曾把深圳的持续产业升级比喻为“爬锅底”，从早期“三来一补”打下制造业基础，到确立规模化、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诞生了立讯精密、比亚迪等一批优秀制造企业；从华强北繁衍的模仿创新，到华为、大疆这样的创新标杆获得全球竞争力，深圳逐渐形成了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结构。 如今，TMT、房地产、医药生物、耐用消费品、金融服务五大行业产生了深圳88%的富人。其中，TMT、医药生物、房地产更堪称超级造富引擎，相关富人的财富总额占比超过70%（表6）。 TMT行业的创富能力最强，上榜富人最多，且财富总额最高。在波涛汹涌的互联网创富热潮中，深圳不仅诞生了腾讯这一巨头，其创始人马化腾近几年稳居全国首富前三甲；也诞生了深信服、金蝶国际、土巴兔、乐信等一系列软件和互联网线上平台富人。 但真正为深圳TMT行业创富力奠基的，还是电子和通信行业。除了国内科技领域“carry全场”的华为，深圳电子产业链（尤其是消费电子）的爆发还带动了近20位富人崛起，包括立讯精密的王来胜/王来春、汇顶科技的张帆、瑞声科技的潘政民/吴春媛、欧菲光的蔡荣军/蔡高校、柔宇科技的刘自鸿在内，业务都从电子零部件制造、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柔性屏幕领域发轫。 不难发现，深圳TMT行业的创富，以硬件制造为主要特征，这与北京的以软见长迥然不同。在北上深三地中，深圳的制造业基因最强。2019年，深圳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最高，为38.98%，而北京、上海分别只有16%、27%。同时，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70%。 电子产业链富人爆发，深圳弯道超车上海 深圳电子产业链的战斗力，全球出名。 鼎鼎大名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30多年前不过一片荒土，它的爆发，既源于国家风险投资的意志主导，也有港资台资涌入后深圳受益于“前店后厂”的贸易-制造模式，更是造富效应下民营经济自由生发的狂欢。 上世纪80年代，原电子工业部、兵器部、航空工业部、广东省电子局等单位，在上步工业区内创办了一系列电子工业企业。这片区域，也成为中国电子工业涉足市场经济的最初试验田。 1988年，为了整合分散的小电子企业，电子工业部旗下的深圳电子集团改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并在华强北的赛格工业大厦，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赛格电子配套市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正逢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向外转移，而深圳的产业升级规划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布局，与此不谋而合。华强北规模急速膨胀，一米档口都可能成就亿万富豪。 在华强北最繁荣的1990-2007年，其一度被视为中国电子行业的风向标。2005年，随着手机生产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深圳山寨手机产业链成型，80%以上的手机生产商汇聚于深圳，华强北影响力达到顶峰。从手机到视听产品，从电脑整机到各种零配件，这里流转着几乎全世界所有能想象得到的电子产品和元器件。“在美国需要花3个月才能找齐的电子元器件，到了华强北可能只需要一天。” 早期电子产业链的爆发，正是青壮年时期的深圳财富起飞的一大动力。 2009-2012年，深圳电子产业链的富人显著成长，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仅用4年时间就从仅占深圳上榜富人总量的2%稳步提升到21%，成为榜单上最强增量（表7）。2011年，立讯精密王来春、欧菲光蔡荣军家族、长盈精密陈奇星家族首次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此后长期坚守至今。 搭上了这一波爆发后，深圳的造富能力在2011年首次超越上海，2013年之后则一直高出上海（图4）。上海在新财富500富人榜上近17年的表现，再次佐证了其在“国强民弱”的结构性困境中，民营经济相对羸弱的事实。 图4：2003-2020年北上深三地富人财富总额对比（单位：亿元） 如今，电子产业链富人多达37人，更占据了深圳创富百人榜近4成席位。不过，从业务看，他们多从事元件、设备制造，甚至是代工，居于产业链中下游，而中游业务里门槛最高的半导体技术，仅有华为和汇顶科技等涉及。 穿越“牛熊”的地产富人 地产富人，是深圳创富榜上最稳定的存在，他们的崛起，得益于深圳平地而起的历史性机遇。 1980年，深圳仅有33万人，而今，深圳常住人口超过1340万人。40年来涌入深圳的移民人口超过千万数量级，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中，地产商堪称深圳城市扩张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深圳开放得早、市场化程度高、吸收了隔壁香港地产开发商的经验，成就了一批地产富豪；同时，40年来，一路飙升的深圳房价，也让“买房”造富成为下注这一城市的普通人最为激动人心的一笔投资。 2003年，旭飞集团黄少良即作为深圳唯一的地产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身家达到20亿元，排名第23位。而1992年南下在深圳找到第一份工作的许家印，彼时以广州地产富人身份上榜。 2009年，深圳地产富人的造富能力相对达到顶峰，在当年国内富人财富整体缩水的情况下，深圳地产富人贡献了22.58%的财富占比（表8）。2017年，恒大集团迁都深圳，身家过千亿的许家印，来了就是深圳地产首富，姚振华从此退居第二。 尽管有此重量级富人撑场，2020年，地产富人在深圳创富百人榜中的财富占比也已下滑至14.8%。“房住不炒”大基调的威力，可见一斑。 在新房增量逐渐构成历史大顶的背景下，房地产创富方向也逐渐改变，存量市场的服务成为新沃土。分拆物业服务板块上市，亦成为潮流，如曾宝宝控制的彩生活，市值已达母公司花样年控股的60%，郭英成家族控制的佳兆业服务也已赴港上市。众多地产富人未雨绸缪，奋力转型，典型代表就是恒大，在跨界粮油、乳业和矿泉水后，又在新能源汽车赛道押下重注，不到一年时间推出了6款恒驰车型。 近期，针对房企融资的三条红线传闻凶猛，地产富人会否遭遇新一轮调控，尚不可知，不过无疑的是，深圳地产富人的创富能力，会因应各自的进化而产生分化。 医药生物和金融创富，产业-资本互相成就 疫情之下，医药生物公司备受关注，医药生物也是深圳的造富热土。 1996年，制药起家的海王生物创始人张思民，在深圳创办中国第一家社区零售药店——海王星辰，2000年国家政策放开后，海王星辰在珠三角、长三角迅速扩张。2003年，张思民以25.6亿元的身家成为深圳首富。 万基集团陈伟东、太太药业朱保国也分别以西洋参保健品、女性保健品“太太口服液”先后登上富人榜。擅长资本运作的朱保国，2002年获得丽珠集团控制权，2003年太太药业借壳健康元药业上市，从保健品切入更长线的药物市场，步入坦途。2015年，健康元获得欧亚平、马化腾旗下公司入股加持。而朱保国则反过来持有微众银行近18%的股权，成功搭上金融科技的头等舱。 与此同时，制药、器械类富人也大批涌现。2010-2015年间上榜的代表性富人是迈瑞医疗李西廷/徐航、信立泰叶澄海、海普瑞李锂家族、翰宇药业曾少贵。从美股回归创业板的迈瑞医疗，主打医疗器械的国产替代，一半营收来自海外，眼下市值已超过3800亿元，碾压深圳一众上市地产公司，万科、恒大等巨头均不能及，资本的扬弃，或许也是历史的一种迭代。 2015年以后，深圳逐渐涌现出了基因检测、创新药、生物科技平台等“含科量”更高的新富人，譬如华大基因汪建、微芯生物鲁先平、碳云智能王俊等。 汪建曾说，“没有深圳，就没有华大”。2007年6月，经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高国辉发掘，深圳市政府一个星期就做出了引进华大基因的决定。这大大出乎汪建意料——基因测序的理念在当时过于超前，在很多人眼里，华大基因不是疯子，就是“骗子”。深圳市政府堪称华大的天使轮投资人，给地，给钱，给楼，给政策。 不过，华大的壮大，依赖于一轮又一轮社会资本的输血。 厉伟是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子，从北大经济学系硕士毕业后，于1992年进入中国宝安集团任总经理助理；1996年其成立深港产学研，2000年以低价入股荣信股份，2007年荣信股份上市后，厉伟、崔京涛夫妇财富暴涨了4亿元，在PE圈站稳脚跟。2008年初，赚到大钱的厉伟，作为天使投资人的第一笔钱就投给了华大，用于克隆技术的产业拓展项目。尽管该项目受制于政策未能正常推进，但在华大上市前，汪建特意找到厉伟，表示愿意将他们之前投入的资金按两倍价格返还，并可以转为华大拟上市公司的股份。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华大基因打造的“火眼”实验室也奔赴各地，武汉、北京、沙特……深圳政府面对创新产业的眼光和勇气，在13年后获得了无法简单用金钱来衡量的社会回报。 而相互扶携、相互成就的汪建和厉伟，今天同时登上深圳创富百人榜。他们的经历，正是时代的缩影。作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深圳毗邻香港、坐拥深圳证券交易所；“产业-资本”互相吸引，互相成就，是深圳的最大优势之一。 大批深圳本地公司登陆深交所，创造出批量中小创富人。深交所上市的961家中小板公司中，有多达127家在深圳注册，849家创业板公司中，有多达99家来自深圳。中小创合计1800余家公司中，深圳本地公司占比几近13%。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深圳不出意外又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 不少上榜金融大佬的掘金之旅，也始于深圳的资本市场。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刚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辞职不久的林立，抢购了一大批“老五股”等股票，从中套利数十万元。1995年，林立出资970万元创办立业集团，在成功投资中国平安之后，布下广阔的投资版图。如今立业集团为华林证券第一大股东，持股高达64.46%，同时持股微众银行19.93%，林立身家达到589亿元，跻身深圳创富百人榜第10名。 而同创伟业的郑伟鹤，同样是深圳资本市场的见证者。1991年，郑伟鹤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进入深交所上市部工作。1993年，郑伟鹤成为全国首批证券律师。此后的10年间，其先后主持过数十家公司的IPO、增发配股等法律方面的工作。2000年，深交所开始筹备创业板，预见到创富浪潮来袭的郑伟鹤创建同创伟业，转身私募投资行业，如今其以57亿元跻身深圳创富百人榜第73名。 作为深圳的支柱产业，2008-2019年，深圳的金融业增加值从969亿元增至3667亿元，12年3倍，2019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13.6%，较2008年的12.45%高出了1个点。 03、消失的深圳富人 一往无前的创富路上，同样有掉队者。深圳零售业富人的兴衰，尤其折射出产业变局中不进则退的尴尬。 从万科早期创办仓储式超市万佳，到黄茂如执掌的茂业打造出“地产+百货”的商业地产新模式，零售曾是深圳创新引领的代表行业之一，在深圳新旧商圈的此消彼长中，也孕育出天虹、茂业、海雅等百货公司，以及新一佳、人人乐等深圳本土零售商（表9）。但今天，除了黄茂如连续16年坚守新财富500富人榜，李彬兰、何金明家族均已从榜单消失。 1995年，33岁的李彬兰从华润万家的前身万佳超市离开后，拿到广东核电集团的投资，创立了新一佳超市。1995-2000年，新一佳迅速在深圳布点，2015年，其门店一度扩张至116家，辐射全国，销售规模从2005年的110亿元攀升到180亿元。 但疯狂扩张后，新一佳很快就因布局散乱、范围太广，陷入管理困境，电商冲击更令其雪上加霜。2016年，新一佳因资金链断裂，大规模裁员关店，6月，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宣告湖南新一佳公司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悬赏1万元通缉身家曾高达40亿元的李彬兰。 而何金明的人人乐、涂辉龙的海雅商业，则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零售洗牌中，被“生鲜第一股”永辉超市、“生鲜超市+餐饮体验+线上业务仓储配送”模式的盒马鲜生等超越。 与之类似的，还有喜之郎集团李永军家族、富安娜林国芳/陈国红、百丽国际盛百椒等富人，他们均在2013年后逐渐淡出了新财富500富人榜。大时代变迁下，固守基本盘早已不够，富人的交替，是深圳产业升级转换后“适者生存”的表现。 被资本杠杆吞噬的富人，亦不乏其例。2017年光汇石油的债务危机爆发后，曾是“民营石油大亨”的薛光林，在2019年4月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破产。 成立于1998年的飞马国际，如今已成“ST飞马”，2019年营收3亿，巨亏123亿元。因融资融券业务发生违约，自2018年10月以来，飞马国际质权人三次被强平，被动减持公司股份534万股，公司股价暴跌7成以上，市值蒸发150亿元。 2008年，飞马国际黄固喜、黄壮勉父子首登富人榜时，身家达到23.8亿元。2018年，黄壮勉财富达到137.7亿元的巅峰。但若按2020年7月31日收盘价计算，如今黄壮勉持股市值缩水到了22.89亿元，与10年前相差无几。黄粱一梦，一切回到原点。 04、深圳凭什么吸引富人扎根？ 相比账面上的数字，深圳创富真实的精彩，更多由其背后白手起家的富人所折射。深圳经济特区的40年，不仅是产业变迁的40年，同样也是企业家演进的40年。这些人缘何跟深圳产生交集？他们又为何选择深圳，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究竟在哪里？ 制度与改革所保障的造富土壤 回顾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离不开各项制度的创新。从经济特区的创立，到各类产权保护制度和法治环境的形成，再到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都与制度创制有关。 从20世纪80年代起，深圳政府就扮演着“有限政府”的角色，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并率先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推行股权激励制度，激励吸引创业者来深圳。 1987年深圳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1992年深圳被全国人大授予立法权后，率先制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支持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深圳出台《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为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提供了制度保障。上世纪90年代，深圳率先实行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产权重组，进一步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保障的土壤。 除了主动的改革意识，深圳“大市场、小政府”的模式，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制于政府编制人员不足。由于超千万实际人口大量涌入，尽管深圳市政府机构在逐年扩张，但有效人员编制一直不足。 由于缺乏北京、深圳、上海三地整体的公务员数量，我们仅从几大实权单位的处室设置来比较三地的行政力量。 以掌管一地规划发展的发改委为例，北京市发改委机构设置中有35个处室，上海市发改委27个处室，而深圳市发改委只有19个处室。 医药行业条线的话事者，北京卫健委，28个处室。上海卫健委，24个处室。深圳，16个处室。 而主管产业和信息化条线的工信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有31个处室，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有26个处室，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只有12个处室。 金融条线，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16个处室，上海市地方金融局14个处室，深圳市金融局7个处室。 基本而言，深圳同级机构的处室配置为北京市的1/2，上海的2/3。 明晰的产权下，行政上少干预，创造出宽松且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深圳更容易涌现不同类型的企业家。 深圳富人从哪里来：移民文化下的深圳富人群像 深圳本是一个以熟人社会、宗族社会为基石的沿海小镇，转化为一个移民占主体、人口快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移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对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十分有益。万科创始人王石曾说，深圳商人靠的是契约，契约精神是深圳商人内在的基因，而这种精神更多的是建立在平等、自由而非特权基础之上。 而这种移民文化形成的契约意识、开放性、包容性，对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具有很强的优势。新财富以深圳创富百人榜的企业家为样本，共统计到62位富人的籍贯信息。他们来自18个不同省份，全国各区域皆有涉及。深圳“移民城市”的特征在创富榜上一览无余。 62人中，最多的还是广东籍人士，共有26人。跟深圳接壤的江西、湖南，同样表现不俗，分别贡献了5人和3人。河南、黑龙江、吉林、陕西等经济欠发达偏远地区，亦有来深创业成为巨富者。 比较有趣的是，虽然没有距离带来的先发优势，但是本身自带经商基因的浙商、徽商们，还是积极来深圳淘金：上榜的安徽籍和浙江籍富人多达9人和5人（表10）。 根据2019年深圳外来人口租房数据统计，深圳外来建设者（除去广东省）户籍所在地TOP5省份，分别是湖南（21.76%）、广西（14.38%）、江西（13.05%）、湖北（12.62%）、四川（6.73%）。与深圳富人来源比例有所出入，也就是说，虽然深圳的湖南、湖北、四川人口众多，但是在创富能力上，他们或许并不如安徽和浙江人。 作为移民城市，深圳享受了三次人口红利。第一次是农民工红利，大量农民工进入深圳，为世界工厂时期的制造业创富提供了劳动力支撑。 第二次是大中专毕业生和工程师红利，技能型产业工人和专业工程师是创新的重要力量，正如硅谷的成功离不开工程师的协作。“工程师红利”这个特性，在深圳创富榜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深圳草莽创富样本并不少，但要做到顶级富人，高学历+技术背景仍然是主要驱动。

深圳最富的100人，学历普遍较高，且多集中在医药生物、电子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比如，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李西廷，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低温物理专业，而他的合伙人徐航，毕业于清华大学。做云计算的深信服，3个创始人都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且都是自动控制和经济管理双学士。创立腾讯的马化腾和张志东，是深圳大学同学。曾出任华大CEO，后离职创设碳云智能的王俊，毕业于北京大学（表11）。技术型富人中，很多是学霸中的“霸中霸”，柔宇科技刘自鸿、安车检测贺宪宁，都是高考理科状元出身。 有意思的是，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深圳富人，主要财富都来自房地产。深圳金融首富姚振华，以及卓越集团的李华都是地产大亨。 第三次是留学生以及现在正拥抱的科学家红利。深圳推出“孔雀计划”等各项优惠措施，从海外揽才到鼓励和吸引留学生来深创业，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人才支撑。柔宇科技的刘自鸿等人均在此列。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深二代留学归来，更多创业者可能从中诞生。 深圳富人的另一个群体，是人称“92派”的早年下海的体制内人员，信立泰的叶澄海、广田股份的叶远西、卓越集团的李华便是代表。叶澄海曾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1985年辞职下海，是中国最早下海的高官之一。叶远西则是1983年来到深圳，1991年离开国企下海。虽非技术型，但“政转商”的两位富人学历同样不低，叶澄海毕业于人民大学，叶远西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被称为深圳“写字楼大王”的卓越集团李华，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进入深圳团委工作，1992年下海涉足房地产市场。1996年，李华成立卓越实业，随后开发了卓越时代广场、卓越世纪中心、卓越后海中心、卓越前海时代广场、卓越前海壹号等写字楼项目，占据了深圳CBD的核心位置。如今，李华的身家达到346.2亿元。 深圳不仅吸引着来自全国的创业者白手起家，也吸引各地的资金开花结果。 来自北京的女性上榜人，80岁高龄的银之杰张学君，堪称“最强天使投资人”、“最牛VC”。 招股书显示，张学君有着深厚的电子产业背景，上个世纪60-70年代，她一直在天津无线电厂工作，到了1976年，她前往北京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20年。一辈子在北京工作的张学君，却在58岁退休之际，奔赴深圳，以合伙人的身份与陈向军、李军共同出资50万元，成立了做银行影像应用软件业务的公司银之杰。在刚成立的两年，张学君出任了银之杰董事长后便退出，不再从事具体经营。2010年IPO前，张学君的持股比例高达31.01%，为银之杰第一大股东。 2015-2016年，因涉及互联网保险、电商、互联网征信等热门概念，银之杰股价两年涨了41倍，2020年7月底，市值高达163亿元，而张学君持股比例达到18.98%。这意味着，张学君以不足50万元的持股成本，成功撬动31亿元身家，投资翻了6000倍。而张学君从北京“迁移”到深圳的投资，也侧面证明了2000年代初，深圳电子产业链强大的吸引力。 港资是深圳早期发展的主力资金，许多香港人也在深圳成功展业。跻身创富百人榜的清溢光电实控人唐英敏、唐英年兄妹，就是代表。两人共同控制清溢光电92.62%股份的表决权，合计持股达到69.45%。 兄妹二人均为社会知名人士。唐英年于1991-2011年间，历任香港特区政府立法局议员、行政会议成员、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全国政协常委。而唐英敏则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加州CashmereHouseInc.担任财务总裁逾十年，还历任迅达科技、豪商国际、生益科技（600183）董事。 “固若金汤”的潮商势力 早年深圳东门步行街的商铺，据说接近6成是潮汕人开的。先于温州人享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潮汕人，以其精明务实的经商本色为外人所熟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潮汕人较早来到此地大显身手。 如果说广东籍富人，制霸了深圳创富榜，那么，潮商则是广东富人中最强势的存在。深圳创富榜的26个广东富人中，潮商将近一半，共有12人（表12）。 潮商造富的主流领域，无疑是房地产。黄世再和黄茂如兄弟便是代表。从1992年开始，黄氏兄弟们各自在布吉推山开路，相继建成包括信和花园、国展苑、龙珠花园、茂业城等在内的多个住宅楼盘与商业广场。除了黄茂如，黄世再的另外两个弟弟，国都集团董事长黄茂展、信和地产掌门人黄振华也同样涉足地产。 由赖氏两兄弟分别创立的宏发、鸿荣源，则被称为“宝安双雄”。由赖海民创建于1991年的鸿荣源统率宝安豪宅，在深圳宝安、龙华拥有大量旧改储备。宏发集团由赖海宏初创于1981年，其项目主要集中在宝安区、光明区，累计开发项目超过500万平方米。 因为乡缘亲近，抱团的潮商往往会相互支持，比如2015年富德生命人寿放贷13.77亿元，“输血”驰援佳兆业，以用于缴付大鹏新区地块土地款。 新一代潮商代表是姚振华，他沿袭了典型的潮商发展路径，却又布局更为宏大：蔬菜连锁超市起家，转型房地产，2012年拿下保险牌照，发力资本市场，如今业务涵盖物流、地产和金融、汽车等多个领域。2015年的“宝万之争”后，姚振华在万科上的套现总额达589亿元。 05、电子制造优势突出，半导体落后 深圳创富榜的变迁，解答了前40年的辉煌如何造就。但不惑之年的深圳，更需要回答的是，其未来是否有足够的动能高速发展？这还需要结合更广泛的创富数据来回答。 虽然深圳电子行业的富人多，上市公司数量多，市值高，在A股电子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北上深三地公司的总市值占比达50.2%，但是从细分领域看，深圳的优势集中在电子制造、其他电子、元件产业上，在这三项里的市值比重分别达到94.3%、93.6%和84.8%。 而在举足轻重的半导体行业上，深圳却大幅落后。深圳共有5家半导体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仅为9%；上海虽然在电子制造、元件等领域没有存在感，却是半导体行业最大的赢家，共有包括中芯国际-U（688981）、沪硅产业-U（688126）、韦尔股份（603501）、澜起科技（688008）在内的15家半导体公司，总市值远超北深，占三地同类公司的比重达到60.9%。 在光学光电子上，深圳虽有19家公司，远高于北京的4家、上海的2家，却体量偏小，市值占比也略低于北京。虽然深圳有欧菲光、深天马、奥拓电子等著名企业，但北京同样拥有京东方A（000725）、利亚德（300296）等公司（表13）。 总体而言，深圳企业主要还是从事电子制造和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目前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深圳依旧扮演的是“世界工厂”角色。 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避不开芯片。对比上海和北京半导体企业的崛起，深圳则相对落后。在多年的经营下，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最为完整，且在“产—学—研”各个环节上均有所亮点。 半导体产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驱动较为困难。上海大政府的优势此时凸显。上海半导体行业的崛起，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投入。最初打算在香港建晶圆厂的张汝京，没有拿到政府批地，转战上海时，却受到了热情接待。2000年的芯片业，远不如现在这般炙手可热。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亲自出马，带他们来到浦东张江，向张汝京展示了规划建厂的大片土地。如今超过5000亿市值、承担着芯片代工重任的中芯国际即发轫于此。 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多年来将半导体作为发展的重点，仅2016年，上海就公布了500亿元的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其中300亿元为制造基金，支持在沪兴建半导体产线，另外两个100亿基金分别用来支持半导体材料和设计。2020年8月，上海发改委副主任徐民更表示，仅集成电路领域落地的投资就将超过1000亿元。 以制造见长的深圳，在电子产业链最核心的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话语权缺失，或与深圳民企主导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关。不过，近年来，随着芯片行业的分量日益吃重，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已迎头直追，2018年时深圳集成电路行业规模仅有898亿元，甚至低于无锡，但2019年，深圳集成电路产业总体营收已超过1400亿元，已相当逼近上海市2018年1450亿元的产业规模。 不过，深圳强在芯片设计领域，该领域销售额超过11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在制造、封装测试上均不足。除了要与长三角地区竞争，西安、成都、合肥、武汉也都已发布规模庞大的造“芯”计划，深圳是否能保持这一增速，还有待观察。深圳的芯片设计前五名企业为海思半导体、中兴微电子、汇顶科技、比亚迪微电子、敦泰科技，绝大部分为民企。 在深圳，有6个90%之说，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地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企业和市场，在深圳科技创新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深圳企业中，民企占据主力地位。然而，芯片行业的发展有赖大资金投入，民企在资金体量上存在天然不足，难以承担如此重任。 虽然深圳国资介入了科技领域，但在前沿领域的布局尚且有限。2020年8月10日，《财富》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中国大陆（含香港）公司数量达到124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有21家企业上榜，深圳有8家，新增1家。新晋的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投控）成为深圳首家上榜500强的市属国企。 深投控成立于2004年，目前资产总额超过7100亿元，2019年营业收入近2000亿元，营业利润达257.7亿元。其定位于担当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成为全球创新要素资源聚合平台。 深投控旗下主营科技金融、科技园区、科技产业三大产业集群，共50家企业，包括市值78亿元的天音控股（000829）、市值1388亿元的国信证券（002736）、市值45亿元的深纺织A（000045）、市值125亿元的深物业A（000011）、市值118亿元的怡亚通（002183）、市值61亿元的英飞拓（002528）等上市公司。 不过，深投控三大产业集群虽定义上为科技、金融概念，但其归类到科技产业的18家公司中，只有天音控股、怡亚通、英飞拓主营业务属于科技概念。在助力深圳打造科创之城的进程中，深投控的实践与其定位和理念还存在一定距离。 图：深投控科技产业集群 在集群效应下，上海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的优势将进一步释放；而深圳高科技制造业对外依存度高、核心技术缺失的劣势突出，这会否影响新一代的产业格局？ 06、代际：90和00后公司成创富主角，10后公司动力不足 如果说，芯片行业深圳处于追赶地位，那么，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制衡未来的新一代技术上，深圳民企是否保持了强劲的竞争力？深圳是否诞生了一批领先全国的新一代独角兽？ 新财富按深圳创富百人榜上榜富人公司成立的时间划分，将1981-1990年创立的公司称为80后公司，1991-2000年创立的公司称为90后公司，2001-2010年创立的公司称为00后公司，2011年至今创立的公司称为10后公司。 新财富统计发现，深圳上榜富人创立公司的时间主要在90年代和00年代，90后公司的数量和财富占比均超过60%，00后公司也达20%，90和00年代公司富人的财富总额达到96%。相比而言，10后公司仅有9家，财富占比仅为2.3%（表14）。 80后公司有两家，为华为和星河集团，分别成立于1987年和1988年。有意思的是，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和黄楚龙的财富基本相当，分别为188.56和188.2亿元，分列榜单第28和29名。当然，二人背后的企业影响力却截然不同。 90和00年代，怀揣着梦想的创业者从全国各地汇集深圳，切入各个领域；而这个城市和时代也给予了他们最切实的褒奖。梦想和财富的叠加效应，以及“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开放包容，使得深圳迅速成为全中国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90后公司是深圳创富的核心主力，多达62家，包括腾讯、迈瑞医疗、康泰生物、立业集团、比亚迪等民企中坚。从产业的角度看，90后公司在TMT、房地产、医药、商业服务、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建筑与建材等行业百花齐放。其中除了以微信和QQ两款应用连接11亿用户的腾讯，还诞生了深信服、金蝶国际、景旺电子、飞荣达、海能达、广和通一批软件类、通信类、电子类等TMT企业。如1999年创业的立讯精密创始人王来春，是富士康第一批打工妹，后从承接富士康部分代工订单起步，如今坐拥多项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横跨手机电子和汽车电子市场，市值高达4000亿元，已经反超“师傅”郭台铭控制的工业富联1000余亿元。 00后的公司有27家，从行业来看，相对缩窄，主要处于TMT、机械与电气设备、商业服务、金融服务、耐用消费品、医药生物、综合、化工行业。其中，TMT行业的上榜公司主要分布在电子和通信领域，它们基本都处于手机产业链上下游，既享受到了毗邻华强北电子元件交易集散地的地理优势，又吃尽了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品牌逐渐垄断市占率前5名的时代红利。同时，这一阶段还诞生了华大基因等一批颇有代表性的公司，在生物医药方面成为独树一帜的龙头。 10后公司共有9家，包括富途控股、雾芯科技、越海全球、喜茶、碳云智能、燕麦科技和乐信等，共4家TMT行业的公司、2家商业服务公司、日用消费品和医药生物公司各1家。由于创立时间较晚，其创始人在深圳创富百人榜的排名均在35名之后，且其中只有柔宇科技刘自鸿、优必选周剑能够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排名还均在200名之外。 从代际来看，80、90、00后公司依然是深圳的主角，10后公司则有些动力不足。 相较而言，北京和上海的10后公司发展则更为强劲。在上海，成立于2015年的拼多多（PDD.O），目前市值已达千亿美元，其创始人黄峥已跻身500富人榜前十；成立于2013年哔哩哔哩（BILI.O）亦成为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网罗了一批忠实粉丝。 北京则更为突出，在2010至今的十年间，诞生了一大批如今响当当的知名龙头公司，其中有多达15家10后公司的创始人顺利登上500富人榜。 2010年，财务自由后“什么都没有，只有钱”的雷军，在北京悄然成立小米集团（01810.HK），几乎以一己之力掀翻了华强北山寨机市场，如今雷军夫妇的身家已排进富人榜前25名。成立于2015年的美团点评（03690.HK），市值超过1.5万亿港元，王兴成为对阿里最有威胁的一个敌人；成立于2012年的字节跳动，坐拥今日头条、抖音两大吸金利器，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创始人张一鸣的财富位于500富人榜前20名；诞生于2011年的快手，亦快速成为短视频行业的佼佼者；除此之外，还有成立于2011年的陌陌和58同城，亦分别成为相关领域的头部公司（表15）。 除互联网公司外，2010年成立的地产中介龙头链家，近期在美股上市后，市值已越过万科，其创始人左晖的财富位于榜单前75名；成立于2012年的中国飞鹤（06186.HK），亦进入国内婴幼儿配方奶粉销量的第一梯队，其创始人冷友斌的财富亦在榜单前70名。 在硬科技领域，北京10后的公司亦表现不俗，比特大陆（01020.HK）成立于2013年，主要业务为芯片和加密货币矿机，科创板“芯”贵寒武纪（688256）成立于2016年；人脸识别和无人驾驶领域的商汤科技和小马智行分别成立于2014和2016年。 北京这批明星10后公司，一大特征是创始人基本都是高学历。清华的王兴、南开的张一鸣、武大的雷军、中科大的陈天石、清华姚班的楼天城，在新经济时代，教育和科研优势明显的北京，焕发出新的活力。 相比北京10后公司的勃勃生机、熠熠星辉，深圳手上虽有腾讯这枚略显古老的船票，在新经济领域，明显呈现出后继无人的局面。深圳10后的互联网公司主要有互联网券商行业的富途控股和互联网金融的乐信。它们均为腾讯前员工创立，且都拿到了腾讯的投资，乐信曾一直用“深圳第二大互联网公司”作为宣传口径，而其目前的市值也只有14亿美元。 对比之悬殊，值得警醒。如今40岁的深圳，是否创新创富的动能正在减弱？这背后的原因何在？ 07、科创实力：高端制造强劲，新材料、医药生物落后 如果说富人上榜需要时间沉淀，一家企业从成立到发展壮大需要一个过程，10后公司控制人上榜数量较少，或许不足以定论深圳的创富力相对“失速”，那么，把样本进一步穿透到科创板上市及准上市公司、地区独角兽，或许可进一步看清这十年，深圳存蓄了多少发展动能。 以Wind“科创板专题”的科创主题统计中已经在证监会注册、受理、回复、待上会和发行等在内的科创板公司为统计标准，可以得出，截至2020年8月14日，共有373家“科创主题”公司。 从地区分布来看，江苏科创公司的数量最多，共有69家，超过广东的63家；上海和北京的数量分别为56和50家；浙江省的科创公司数量排名第五，有31家。在这场科创公司的地区竞争中，江浙沪为代表的长三角成为最大的赢家。 科创板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发展。若将北上深视作整体，上海的科创公司数量最多，占三地的比重达40.3%，在拟募集资金上，上海科创公司的募集额更是深圳公司的近4倍，深圳的落后十分明显（表16）。 具体到科创公司的产业主题分布上，深圳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上略强于北京、上海，有8家，北京和上海分别对应有7家和5家（图5）。 图5：北上深科创公司行业分布情况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包括电子核心产业、新兴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等细分产业，深圳科创公司的数量也略可与北京、上海平分秋色。 但在新材料产业，包括前沿新材料、先进有色金融材料、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等细分行业上，深圳大幅落后，上海有8家新材料类科创公司，北京有3家，深圳仅有1家。 同时，诞生了迈瑞医疗、康泰生物、华大基因等医药生物知名公司的深圳，在这一波生物科创产业的浪潮中，也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上海有包括医药生物、生物农业及相关产业、生物医学工程产业在内的16家科创公司，北京有12家，深圳却仅有包括微芯生物（688321）、普门科技（688389）在内的4家生物产业科创公司。 此外，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服务业三个领域，虽然北上的科创公司数量还较少，但深圳在这三个领域的科创公司处于空白。 08、独角兽实力：新经济活力不如北上 巨头企业的诞生，从来都是一地经济活力的最具体体现。如果说科创公司的数量一定程度代表着地区的科创实力，那么，各地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和实力则折射出城市创业环境、企业增量前景和行业发展趋势。未来的巨富，正可能孕育在今天的独角兽中。 《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球独角兽企业已经达到586家，其中，美国和中国占八成，美国有233家，领先于中国的227家。 分地区统计来看，北京的独角兽数量最多，有93家，是全球独角兽最多的城市，超过第二名旧金山的68家。具体到中国，北京独角兽的数量占全国的比例达到41%，估值占比更达44.4%，而深圳独角兽估值占比仅有8%（表17）。北京的独角兽储备实力，恰好与北京10后公司创始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的惊人比例相吻合。 上海的独角兽数量次之，有47家，估值占比为15.4%；杭州和深圳均为20家，不过杭州独角兽的估值总额大幅超过深圳，这是因为蚂蚁集团以万亿估值成为独角兽之首。这意味着，在独角兽这一类别的创富储备力量比拼中，深圳同样被远远抛在了后面，实力约相当于上海的1/2，北京的1/5。南京的独角兽数量和估值也进一步超过广州。 从地区分布看，北京和长三角地区的独角兽数量超过粤港澳大湾区。北京不仅拥有数量众多的国企和央企总部，而且高校科研的实力强劲，孕育独角兽的能力也遥遥领先，成为最适合创新创业的热土；长三角地区孕育独角兽的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广东近几年持续霸榜新财富500富人榜，但粤港澳大湾区在独角兽企业的培育上则和北上存在相当的差距，这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信号。 从行业细分来看，深圳在机器人、新零售两个行业的独角兽数量超过北京和上海，但在传媒和娱乐、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健康科技、生物科技等领域的独角兽数量则大幅低于北上；在金融科技方面，北京有5家独角兽，深圳和上海分别有3家（图6）。 图6：北上深独角兽的行业分布情况 新经济独角兽背后，常常不乏外资的支持。从北上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看，深圳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在日渐走低。2000年，三地合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86亿美元，其中深圳吸引30亿美元，占比35%，略低于上海的37%，高于北京的29%；2019年，三地合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411亿美元，深圳仅吸引外资78亿美元，占比下降至19%，而同期北京吸引外资142亿美元，上海更是高达190亿美元（图7）。 图7：深圳、北京、上海三地外商直接投资使用金额情况PK 09、面向未来：深圳如何保持竞争力？ 综合来看，深圳在1980-2020的40年中，80年代诞生了华为、万科、招商、平安等一批知名企业，90年代和00年代全面开挂，TMT、电子信息产业、房地产、医药生物、金融服务等各个行业全面开花，培育了腾讯、迈瑞医疗、比亚迪等一批知名企业。 然而2010-2020年的10年中，尚未诞生可称得上能引领时代的知名企业。同时期的北京，则孕育了小米、美团、字节跳动、商汤科技、寒武纪、链家等一批行业头部公司。 与此同时，虽然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发达，但优势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电子元件等产业链的中下游，而在半导体行业上的实力却不如上海。 在代表新经济的独角兽培育上，北京称冠全国，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代表的长三角也正在发力，深圳、广州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则动力不足。 何况，随着高铁、网络、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不断铺开，国内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二三线城市正在模仿创新，改善营商环境和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深圳面临着标兵加速向前、追兵渐至的压力。 华为的成长，在任正非看来，正是得益于深圳这方创新创业的热土。如今，热土还热，人口还在流入，但是，深圳的创富能力还强劲吗？与北京、上海相比，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不足，正成为深圳发展的掣肘。 8月初，任正非接连赶赴长三角三所高校：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双方的沟通中透露出两大重要信号：其一，上海将成为华为发展的重要战略之地；其二，华为正计划通过高校等挖掘、储备人才，助力芯片自主、人工智能产业壮大等。任正非此行舍近求远，进一步折射出深圳基础研究不足的痛点。 汪建曾说过：“深圳在过去的进程中，已经习惯于追赶，这几乎成为了一种路径依赖。深圳能不能开启一种颠覆、跨越乃至引领式的发展？” 在内循环成为主动力、在前方已无领路人的产业升级时代，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如何保持光彩依旧？ 在重资本、重人才的硬核科技浪潮中，政府如何布局和支持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深圳正在积极补短板，大力度引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但同时，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拉高了深圳的生存门槛，为吸引人才平添障碍。 深圳的面积仅相当于北京的1/8，上海的1/3，广州的1/4，经济总量却已从1980年的2.7亿元，发展到2020年的2.69万亿元。空间受限等因素使得深圳的营商成本和房价不断攀升。 这一方面体现在大批企业的外迁上。近几年，深圳优势最为明显的电子中下游小厂陆续外迁，高端制造品牌也开始迁移生产基地。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大规模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在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园区…… 企业外迁，是深圳影响力外溢的表现，都市圈的打造也有助于缓解深圳缺地之痛，但是，企业外迁如何不破坏深圳及周边电子产业链的完整，从而威胁产业发展的基本盘？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不甚友好的安居环境。横向对比北上广深的房价收入比，2010年以来，北京和上海的走势较为平稳，稳定在20-25倍，广州最为友好，低至13倍，而深圳自2014年之后，就一路飙升，目前其房价收入比高达34倍，大幅超过北上广（图8）。 图8：2010年以来，北上广深房价收入比 来了就是深圳人，但若真正要扎根深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得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有年轻人甚至戏称，芸芸众生里的自己只是深圳发展的“人肉干电池”。 地少人多下的群体性房地产投机冲动，拉高了整个城市的运行成本，威胁着产业结构的健康。一浪紧于一浪的调控，是能让这一势头受到遏制，还是只为下一波爆发积蓄能量？ 未来40年，深圳还能保持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成为他们愿意以青春投资的梦想之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