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张一鸣钟睒睒炮轰整个互联网企业家！喊话张一鸣：我期待你的道歉

一向低调得要命，在经历今年2月那场严重的“娃哈哈风波”也未曾公开露面的钟睒睒发言了，一开口就是王炸。 这位前首富、农夫山泉董事长左手将矛头对准了现首富、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要求其道歉，顺带捎上了拼多多；右手将矛头对准了直播企业家，直率地表示“看不起直播企业家”、自己永远不会做直播。 钟睒睒的公开发言，引发了很多讨论。比如说“看不起直播带货的企业家”， 电商平台低价战略“对中国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社交媒体算法控制等，被视为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很有“炮轰”效果。 在这中间，最有针对性的还是其对张一鸣道歉的喊话，这缘于今年年初，钟睒睒和农夫山泉遭遇的严重网暴。截至目前，并未看见张一鸣有任何回应的迹象。 钟睒睒现下的“高调”，可以理解为他对网暴的反击，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过去“不响”的颠覆。 靠着做“大自然的搬运工”的农夫山泉的钟睒睒曾多次被评为“中国首富”，虽然品牌十分强势但他本人素来行事低调。不过，今年2月份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的离世却令他无端卷入一场猛烈的舆论风暴，网络各种抹黑和谩骂如海啸般席卷而来，甚至累及其母亲去世，令其和农夫山泉公司备受打击。 对此，钟睒睒显然没有忘记，他喊话张一鸣“我期待你的道歉，并会一直等下去”，指出，作为“一个有足够量掌控舆论的平台企业”，“承担企业文明的规则”和“捍卫网络舆论的文明价值”责任。他一方面，呼吁后者“立即删除对我的污蔑言论、图片，停止对一个中国公民的侵害”，另一方面呼吁建立公平和公正、让强者不孤、让弱者无惧”的算法与规则，否则，“利用科学、科技手段、技术能力，那造成的恶比普通人造成的恶要大，这是大恶。” 他还谈到了低价电商，甚至点名拼多多，指出，“互联网平台让价格体系下降，尤其是拼多多这样的价格体系，对中国品牌，对中国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至于谈到“看不起”直播企业家，他的真正含义显然是指后者只关注带货，而不太可能深入关切产品；另外“做直播的企业是平面型的，而农夫山泉是垂直型的，他们没有根，农夫山泉有根。” 无论如何，“看不起”是一个很重的词了，尤其是令人联想到目前那些直播带货大V、IP企业家的时候，这句话的打击范围和力度都不小。显然，这位低调的富豪不想再低头忍下去了。 尽管此说法源于钟睒睒的“切肤之痛”，也就是说这一观点的背后与其所遭受的境遇有很强的相关性——属于“利益关联人”，因此不一定纯粹出于公心。知名财经作家，高端品牌咨询专家，《来一段》出品人段传敏表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为其勇敢站出来点赞、并在一些议题上支持其观点。 原因是：作为一个颇富声望和实力的企业家，钟睒睒终于不再尊奉当“隐形富豪”、“低调做人”的所谓商业“潜规则”，勇于为具有公共性的经济乃至社会议题发声，坦露自己的观点。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几种基本力量建构的： 一、商业力量。近四十多年来，这股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大到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几乎席卷着每个角落、每个环节、每个人，甚至相当长时间内商业规则主导、影响着人们生活的一切。在此过程中，企业创新的速度与力量远超社会、政府、文艺等领域的前进。许多商业模式出现，许多科技发明爆发，由科技失去的商业变革一向被视为“无比正确”，却往往忽略了它们对社会公平、公正、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举个简单的比喻，商业（技术）本身可能成功了，也带来产业上的一定正效应，享受着光环和赞美，但其产生的大量垃圾（类似污水）却堆放在社会这个公共广场（河道）上无人治理。 二、政策力量。相比西方，我们有更操心经济的“大家长”：一方面要应对经济趋冷，一方面要调节经济过热；一方面要关注社会、基层和中西部均衡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以强力的产业政策应对西方围追堵截。总体上而言，过去40多年中，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埋头发展经济上，这种经济优先、产业优先一方面实现经济的腾飞和国家实力的强大，甚至令某些产业——如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实现了全球追赶和超越，但社会层面的公平、公正、均衡和体系构建直到近年才开始。 三、社会力量。不像西方有非政府组织、媒体、工会与环保团体等均可以从各自角度发力发声，我国社会的主体主要为企业、媒体、行业协会，企业基本上只埋头自身事务，行业协会职能履行孱弱，最有可能的媒体则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实现了根本变迁：具有媒体性质的网络平台崛起，传统媒体没落，这导致社会议题的话语权平移到具有强烈商业盈利动机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这些平台如果只是一个公共空间倒也无伤大雅，但其为了追求影响力，开始以所谓算法驱动着消息的指向。表面上看，这些消息是受人们的关注驱动，实际上，平台的核心算法以人们的关注度为基础进行着快速的放大，很大程度上，这也决定着网络上几乎所有以公共面目出现、实际商业驱动的意见领袖（大V）的信息走向。 也就是说，核心的算法不但驱动着舆论风暴的形成，也是这些平台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这里面的问题就大了，因为公共舆论掺杂着强烈的商业动机。同时，由于海量的信息令主管部门无法如过去对传统大众媒体般监管，只能通过关键词过滤和重要舆论干预，因此，里面大量的虚假、情绪甚至谩骂性信息根本无法有效管控。当舆论风暴因关注——而关注是因为有冲突和对立——形成之后，就可能对相关主体构成过度性、摧毁性的伤害，就像昔日的蝗虫灾难一样寸草不生。 社交媒体的兴起的确让普通人有了发言权，避免了发言权被少数精英媒体和专家垄断，因此，它大大消解了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在我国尤甚，因为传统大众媒体传统上更重视、管控也就更严格），也催生出一大批基于网络平台的“民间泛评论家”，这些人不追求专业，只追求热点和吸睛；不讲事实和逻辑，只求发泄情绪和主观；不论以理服人，偏向撕裂对立。他们背后就一个指挥棒，就是所谓的算法。算法决定着流量的走向，因此也深度影响着很多在网上赖此为生的大V、评论家们。 这就是钟睒睒抨击的网络平台之恶的原因所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社会上发声主体甚少，传统大众媒体依然束缚甚多，因此这些平台企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舆论霸权。它们表面上不生产新闻，却以自己的算法影响着一切，驱动着网络主要力量演绎着一场又一场的舆论风暴，自己大发着注意力经济的横财，全然不顾每场舆论风暴过后，有关当事主体、社会和公众默默舔试着巨大的心理伤口，世风日下、礼崩乐坏、群体对立似乎全然与其无关。 钟睒睒指出，有组织地引流、限流，没有原则，随心所欲地删稿，对流量及其谣言以金钱奖励与激励，把网络变成技术、算法，变成了玩弄民众智商的游戏，这是不可以的。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体系，还造成对个人或企业的严重伤害。他认为，网络平台有这样的舆论强权力，不能以现代技术实施新的“野蛮人的丛林法则”：以强欺弱、霸凌弱小。“这将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耻辱、一种强权企业对文明的一个戕害，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的亵渎。”他数次提到“文明”这个词。

过去，网络一直被视为先进的技术力量和新兴产业，被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所鼓励、推崇甚至到了无差别支持的程度。这虽然造就了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在全球的兴起，但其伴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法律问题一直乏于研究和审视。钟睒睒一方面有这方面的经历，同时拥有着足够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他的出面无疑会引发更多的人深入思考：当互联网和其背后的算法深入影响并控制着我们的行为，人类究竟是解放了还是被重新控制了？是民主了还是进入一个新的舆论霸权体系中？是选择多元了还是重新掉入新的信息茧房之中成了井底之蛙？ 段传敏先生赞同钟睒睒的发声还因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主体力量原本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大多数企业家群体却囿于商业考虑选择低调潜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真正的企业家不仅要能把企业做强做大，而且还要奉献社会——其中之一的方式是有勇气和能力为公共事务发声，形成相互制衡的社会机制，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更美好，朝着我们共同的理想迈进。 否则，今天你不为他的境遇发声，明天、后天，谁还会为你面临的舆论风暴挺身而出呢？如果大家都选择明哲保身、不负责任，那么理想的世界会从天上掉下来吗，还是靠祈祷能求得上天的恩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