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南人的精神

陈先枢   　　什么是湖南人的精神，早在近百年前，陈独秀先生就给了我们答案。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文章结尾继续写道：“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湖南人这种“奋斗造桥”的精神具有明显湖湘地域特色。湘人精神的地域特色无外乎源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环境。唐代韩愈在《送廖道士序》中说：“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最。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扶舆，磅礴而郁积”，“意必有魁奇信材德之民生其间”。刘禹锡在《送周鲁儒序》中也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清慧而文”既是湖湘文化的特征，也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之一。韩、刘所说指的就是自然环境对湘人精神的影响，所谓地灵人杰是也。  　　至于社会环境对湘人精神产生的影响，可追溯到楚人的性格。楚人似乎有一种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刚毅执著的精神。楚被秦灭亡，楚人还发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汉之际，屈原、贾谊先后流寓湖湘，使楚人精神更加得到发扬。以“经世致用”和“伦理践履”为主要特征的湖湘学派产生在南宋以长沙为中心的潭州，它与楚人的精神一脉相通。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说：“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近世湖南民风强悍，士人性格坚毅，勇于任事，敢于牺牲，正是远古楚人文化精神的近代回声。  　　在这种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大背景下形成的湘人精神，即“奋斗造桥”的精神，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即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的创新精神，勇于任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一、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爱国情操  　　古代的湖南被视为蛮夷之地，许多有着忧国忧民胸怀、治国安邦抱负的政治家和学者，在政治上受到诬陷或打击时，往往被贬谪、流放到湖南。他们在这里所写的诗文，往往都是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抱负；他们的际遇充满了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令人激愤的悲壮色彩。  　　湖南作为屈原、贾谊的“伤心”之地，湘人精神从初始就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屈原的《离骚》，其篇名就含有“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求绳墨与规矩于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荣。屈原怀沙自沉百余年后，又一位政治家兼文学家贾谊被贬谪长沙。他上《治安疏》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其忧国之心，不在屈原之下。他在长沙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自比，抒发胸中的愤懑。  　　自屈贾之后，忧患意识一直是湖湘历史文化的主流。东汉末，“天下起兵诛董卓”，是“长沙子弟最先来”（唐吕温《阳人城》）。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小国寡民的世界，没有统治，没有剥削，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为基础，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心中的“乌托邦”。  　　唐代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在永州关心民间疾苦，多施善政，并将自己的政治抱负蕴涵在诗文中，以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柳子厚墓志铭》）。同被贬为朗州（今常德）司马的刘禹锡，勤政亲民，诗风豪放旷达，借诗嘲讽权贵，他在朗州所写的诗歌在民间广为流传，使“武陵溪洞问夷歌，率多禹锡之词”（《旧唐书·刘禹锡传》）。柳宗元、刘禹锡振世济民的道德文章为湖湘民众所敬仰。  　　宋代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对湖南人的影响更大。《岳阳楼记》既以“淫雨霏霏”的凄凉景象衬托“迁客骚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伤感情绪，又写了“春和景明”时的欢快与得意。文中提出，有抱负、有理想的“仁人”不应以自己的得失为重，以个人际遇和环境的变化而悲、而乐，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君子的崇高风范超越个人的狭小精神世界，不论升降进退都不忘天下黎民与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和座右铭。岳阳楼成了先忧后乐的精神象征，激励了历代湖湘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南宋的湖湘学派在政治上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极力主张抗击金军，收复中原。胡宏一身正气，视富贵如浮云，宁可隐居衡山过清贫的生活，也不与主张妥协的秦桧往来，拒不接受秦桧的召用。张栻把抗金复仇作为政治大纲，在他的影响下，不少湖湘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金战场。在抗金活动中，湖湘学子坚决反对“和战之念杂于胸中”，主张抗金复仇。张栻高足吴猎，淳熙进士，后来成为“开禧北伐”的主要将领。战争开始后，吴猎以荆湖北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兵马”，直接指挥战斗，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决定中国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对待生与死的抉择，湖湘先贤大义凛然，慷慨悲歌。南宋末，元朝数万大军围攻长沙，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全城军民死守3个月，直到矢尽粮绝。城破时，李芾全家19口从容自尽。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军展开了搏杀，大部分献出了生命。据《宋史》四五○卷《忠义传》记载，长沙百姓在城破后，亦坚强不屈，誓死不为元军俘虏，“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明末清兵入关，明朝覆亡，时任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的吴道行，悲愤不已，痛不欲生，他“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在近代清政府起兵收复新疆的伟大战争中，又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统率湖湘子弟，“舆榇出关”的是69岁高龄的左宗棠。他还是在20多岁，穷困居家时就写过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雄心壮志已溢于纸上。清末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现了维新图强的誓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临刑之前，他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批批湖南人冲锋前。“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蔡锷语）而甘愿牺牲自己生命的湖南人前仆后继，层出不穷。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最后英勇就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为了唤醒民众而蹈海，投河殉国；禹之谟在临刑前绝笔遗书中说“躯壳死耳，我志长存”；黄兴发动黄花岗起义，断指犹战，勇往直前；宋教仁成为为“宪政”而牺牲的第一人；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等等。仅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收录存册的湖南革命烈士就有近10万人。  　　湖南历代贤哲倡导的这种“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养心、治身、经邦、济世的道德规范，对湖南人的精神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  　　楚先民早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发展阶段，就孕育了强烈的事业进取精神。屈原放逐沅湘，始终念着富国强民。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起承转合，千载而下，湖湘士子发扬光大了先人的基本精神，提炼出湘人精神的基本内核———经世致用。  　　湖湘学派产生之际，南宋正处于内忧外患之秋，湖湘士人蒙受了一种家破国亡的屈辱感外，还多了一层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因而认识到提倡经世致用，既是为了“经邦济世”，也是为了挽救理学自身。南宋形成的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张栻强调“知行并发”，无不出于现实的需要。  　　湖湘学派自宋代发轫一直倡导“求仁履实”。首先表现为重视人才的品德、操行、性格、情感、意志等素质的磨砺和塑造。湖湘学派第二代大师胡宏便把“有体”作为培养人才的标准。谨守伦理道德规范，谓之“有体”。其次表现为推崇“治事”能力和才干的培养。湖湘学派第三代大师张栻更强调教育应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兴学岳麓，颁布了有名《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在教学宗旨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反复要求“讲明义理”，进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尤其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复礼、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精髓。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归纳并提出了“坚定德性，明习时务”的教育方针，完整地表述了上述两重含义。  　　在理政方面，湖湘士子也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比也”。其中有敢于直言规谏的朝臣彭龟年；有善理政事财务、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通务之学”陈琦；有热心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疾苦的良吏游九言、游九功兄弟等。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在他的弟子中得到了实现。  　　明末清初，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夫之本以反清复明为头等大事，在举兵起义、出仕南明的政治斗争失败后，才归隐山林，发愤著述，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志。他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提出“天下惟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从而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和虚诞，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人从此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魏源还受当时湖南经世派代表人物贺长龄之托，主持编撰了巨著《皇朝经世文编》。魏源以实用、经世为主旨，选取清代200多年间的论学、论治文献2000多篇，编成120卷。此书刊行后，数十年间风行海内，湖湘士子更深受影响，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湖湘经世学派倡导“伦理践履”，强调自身道德修养的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是为前提。曾国藩家书云：“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许多湖湘学子都像曾国藩那样清修内省，严于自守，以“从人间问四方事”来培养自身的人品。这种以廉正为荣，以清贫为高，出淤泥而不染的自恃心态，是造就湖湘人才的内在动力。曾国藩承“桐城派”遗绪，自开“湘乡派”士风，形成庞大的“书生领兵”集团。从这一集团分离出来的郭嵩焘和曾纪泽，走出国门，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成为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才24岁，血气方刚，情感横溢，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曰“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这10条学约虽已明显含有学为维新图强服务的思想，但其要领仍是“伦理践履”，充斥着儒家的修身治学精神。他认为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首先要养心、治身。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但之后千多年间却不见经传。清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巡抚卞宝弟为《湖南通志》所作的序言提出“实事求是之心不敢不勉”。1914年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4字书刻成大匾，悬挂在岳麓书院。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改造，“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三、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的创新精神  　　湘人精神是在湖南原住民文化（扬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楚文化）而形成的。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湖南有过多次外地部族或民众的大规模迁入。首先是在5000多年前从炎帝、黄帝、蚩尤直到尧、舜、禹时代的大迁徙。湖南地区古老传说认为蚩尤的原居住地在南方，即今湖南中部至湘西一带。蚩尤是九黎部族的首领，传说中九黎族的势力非常强大，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此时，起源于黄河中上游陕甘高原的炎帝、黄帝两大部族集团也先后向东发展。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落集团为争夺土地，连续爆发多次战争。在华北平原的涿鹿，九黎被黄帝和炎帝部落联盟打败，蚩尤被杀。九黎部族大部分向南迁徙到湖南等地定居，成为三苗。古代以“三”为“多”，说明是众多的民族集团。至今湖南保留了许多关于蚩尤和三苗的传说、古歌和习俗。苗族是三苗的后裔，奉蚩尤为始祖。蚩尤与炎帝、黄帝同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在北方，黄帝与炎帝又发生战争，炎帝部族战败，在其首领的率领下，一部分人也南迁到湖南。《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熊湘即在湖南。炎帝在湖南留下更多遗迹和传说。因为他始作耜，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又被称为神农氏。他所属的部落是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氏族，故称中国农业的始祖。炎帝“耕而作陶”，治麻为布，制作衣裳，日中为市，互通有无，削桐为琴，结丝为弦，作五弦之琴，弦木为弧，削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炎帝神农氏晚年到南方巡视，一面了解民情，一面尝草采药，为百姓治病。世界上第一部药物著作，据考证是成书于先秦的《神农本草》。书中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典籍中还有炎帝建“长沙厉山国”的说法。《荆州记》说：“神农生于随县厉山，就都于长沙，死葬茶乡。”茶乡即今炎陵县鹿原陂。据考证，至少在西汉以前这里就建了陵墓。宋乾德五年（967），太祖赵匡胤诏令在陵前建庙奉祀。此后，历代人前往谒陵拜祖，香火不断。  　　尧、舜、禹时代，三苗势力强大，成为北方华夏族的劲敌，舜、禹都曾统帅大军向南方进攻，攻打三苗。相传舜南巡时途经一处，但见山清水秀，风光绮丽，顿觉心旷神怡，命人奏起韶乐，引来凤凰翩翩起舞。这个地方后来就叫韶山。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竟三个月不知肉味。《史记》载，舜死之后，葬湘南九嶷山。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湖南地图上还标有陵墓的具体位置。舜的二妃娥皇、女英闻舜的死讯赶来，至洞庭湖君山，波横路断，恸哭不已，泪水滴洒在竹上，留下斑斑痕迹，形成斑竹。至今君山仍有湘妃墓、湘妃祠。舜帝给湖南带来了新的道德文化。  　　大禹在湖南也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如衡山岣嵝峰上有最早的禹碑，禹穴是大禹藏书之处。  　　此后，夏、商、西周王朝的势力也都达到湖南。到春秋战国时期，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楚国疆域日渐扩大，称霸中原，南征洞庭湖以南，将这里纳入自己的版图100多年。楚国强制江北小邦和方国南迁，如将罗子国、糜子国、郧、庸的遗民分别迁到今天的汨罗、岳阳、茶陵、大庸（张家界）等地。楚国势力占据湘江流域的一些战略要地，迫使大批原住民向西、西南的山地迁徙。  　　秦汉以后，中原地区进一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政治、军事争斗较集中的地方。北方中原地区，战争连年，水旱灾害不断，民众大量死于兵灾和饥荒。相对而言，湖南战乱较少，社会比较安定，被看作偏远荒蛮之地或“世外桃源”，又有较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因此，自汉末开始，北方人大批往南方逃亡，不少人到达湖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形成严重的“流民”问题。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再起，又有大批人南来。因此，自汉末以后的几百年间，湖南江湖平原的楚人、巴人等一些原住民又逐渐被迫退到西南山区，和那里的原住民一起，成为后来苗、瑶、侗、壮、土家等族的先民。他们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和独立性。江湖平原地区则逐渐成为以北方移民为主的聚居地，成为汉民族的成员，融合了原住民和外来移民的文化特征。到宋代，又出现一次北方人口大量南流的现象。《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屯田》载，北宋“靖康之变”，使中原百姓无法生活，被迫离开家园，出现“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乎千万人”的景象。他们流寓到“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的荆湖、江浙地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元代。  　　元末明初，湖南遭到连年战祸，原住民大量往西逃亡到四川、贵州，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庐舍成墟。明朝实行招诱流亡和移民垦殖政策，相邻省份的人络绎向湖南移民。据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统计，先后从江西迁入的达324族，占外省人的63.1％。明末战乱，湖南各州县又广遭蹂躏，后又经历三藩之乱，长沙一带被杀“数十万口”，白骨遍野。清朝顺治、康熙到乾隆年间，多次颁布“招民开垦”谕旨，于是大量江西移民再次进入湖南。民间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曾说过，大凡离乡背井，前往他方的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几千年的变迁，使湖南成为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地方。先迁徙到湖南的外地移民，对后迁入者来说，也成了原住民。他们一次次带来外地域、外民族的文化，一次次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使这里既保留了本地的文化特色，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在学术思想、理论思辨上，有儒学、佛学与道学，理学与心学等不同学派的沟通与融合。北宋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就是以孔孟儒学为正统，兼收道、佛思想。南宋“朱张会讲”则是湘学与闽学的交流与相互借鉴、吸收。清初王夫之博采众长，而集大成。到近代，湖南士子又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文化，从而成为多元一体、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一些代表人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有的如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是外省籍人士，受湖南地域文化的影响后才闪烁出新的思想光芒；有的如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湘籍人士，则是以湖南的本土影响为根基，在省外甚至国外吸收新的思想后，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由此可见，湖湘文化正是在湖南深厚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与外域文化相碰撞、相结合的产物。  　　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在四次重要的历史时刻出现过影响重大的思想理论大融合。第一次是在宋代，儒学吸纳佛、道思想，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其开创者是道州人周敦颐。第二次是清初，衡阳人王夫之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前后，邵阳人魏源学习西方以商立国和民主政治，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第四次是湘潭人毛泽东，提出和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四次思想理论大融合、大创新的先驱竟然都是湖南人。  　　四、勇于任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勤劳勇敢、艰苦质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湖南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湖南的地域特点和民众源流的视角来考察，便可明了这一传统形成的必然性。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东、南、西三面高山，中部丘冈起伏，山丘占全省面积的80%，北部为湖泊平原，地势呈朝北开口的不对称马蹄形。冬季从西北南下的干冷气流长驱直入，而夏季从海洋来的暖湿气流受阻，全省冬冷夏热，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暑热期长。这种地理和气候环境，一方面有充沛的雨量、发达的河网、茂密的森林、湖河谷地肥沃疏松的土地、丰富的动植物和鱼类资源，为远古人群的采集、渔猎和以后发展农耕及牲畜饲养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陡岭险峻，群山阻隔，更远离海岸，与外界交往困难，加之变幻莫测的风云、滔滔的洪水，又给人们的生存带来种种艰辛。  　　历代迁入湖南的大批居民，来到荒蛮之地，不避艰险、历尽艰辛，他们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其“筚路蓝缕”的精神在迁徙过程中和在新的生活地域得到增强。  　　在最早迁入湖南地区的移民中，蚩尤族的影响是巨大的。据《龙鱼河图》记载：蚩尤“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蚩尤英勇善战，是最早的兵器制造专家。《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蚩尤虽战败被杀，但他在战争中威风赫赫的英雄形象，长久地流传在民间，被后人奉为“战神”并加以祭祀。天上有一颗星叫蚩尤旗。蚩的苗拳、湘中新化等地的梅山武术，相传都源自于蚩尤。  　　湖南人不服气、不服输的倔强性格在知识分子身上又有其特色。王夫之抗清失败后，眼见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民众残酷杀戮，悲愤不已，发誓“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踩清朝的地”。他住在衡山县湘西草堂一心著书立说，很少出门；如若出门，必手打雨伞，脚穿一种高跟木屐。  　　清代名臣陶澍是勇于任事的典型，他倡言“通经学古而诸致用”，“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在安徽巡抚、两江总督任上，陶澍将自己一贯强调的“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主张付之实践。他大力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整治河工，主禁鸦片，倡导文教，改革盐政漕运，推行银本位制，经世功绩卓越，成为一代名臣。他在道光四年（1824）洪泽湖决口，运河漕运受阻影响京师粮食供应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力排阻力启用海运，不仅节约了巨额运费，又避免了人员伤亡，为清政府改漕运为海运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他改纲盐制为票盐制，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销盐，从而废除了盐业专商，将官营改为商营，使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得到了保障，开创了中国盐政的新局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光绪二年（1876）春，陕甘总督府三声炮响，以10000多名湖湘子弟为主力的步兵、骑兵、炮兵队伍，浩浩荡荡出发，西出玉门关，向新疆挺进。当时，境外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立为王，宣布独立，实行奴隶制度，荼毒汉、回、维吾尔等族人民。沙俄趁机占据伊犁。在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下，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收复新疆。此时，清廷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军费需要左宗棠自己解决，还要面对政敌的攻讦。但他决心冒着政治、军事风险，踏上收复新疆的征途。左宗棠统帅着“老湘军”及豫军、蜀军等共约7万人马，经过5年多的艰苦斗争，于光绪七年（1881）将新疆收复。杨昌浚赋诗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以长沙岳麓书院陶澍、魏源为首的经学主变派高扬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把知识界从汉学训诂中解脱出来，去探讨改革弊政、拯救危机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风影响到整个近代的湖湘学子。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张百熙、瞿鸿禨、谭延闿、黄钺、孙道仁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近代两江总督共30任，湖南人就占去了9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魏光焘、李兴锐。  　　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大批热血青年聚集省城长沙，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搞得轰轰烈烈。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湖南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秦力山等都为救国图强献出了生命。  　　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头阵。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l／4，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袁护国斗争中，许多长沙志士为国捐躯，如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清末君主立宪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体。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物，如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确实是一群“旷代逸才”。他们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展湖南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到民国以后，长沙涌现的政治、军事名人就更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黄埔军校1至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在国共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权争夺战中，湖南为双方输送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重用浙江籍人士，但湘籍将领的比例也不小，著名者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李默庵、宋希濂、黄杰等。在共产党方面，湘籍人才之多，更是其他省难以望其项背。开国领袖毛泽东，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朱镕基等都出自湖南。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以“灿若群星，辉映神州”来形容这一人才集中的情况实不为过。  　　近代湖湘人士勇于任事、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何如此强烈，与湖南人的性格有关。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史记》称其“骠悍”，《隋书》谓之“劲悍决烈”，陈宝箴曰“好胜尚气”，长沙人章士钊亦云“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这都表明湖南人确实具有一种卓跞敢当、刚劲笃实的特殊性格。直到当代，这种性格仍未改变。1959年，面对势不可挡的冒进之风、浮夸之风，只有湖南人敢于硬碰，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四人中就有三个半湖南人(张闻天是长沙的女婿，算半个长沙人)。历史证明，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这是近代湖南名人辈出的一个特殊的原因，也是湖南人能形成“奋斗造桥”精神的一个特殊的原因。    　　（作者为本馆馆员，本文参考了文选德、田伏隆主编的《湖湘文化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