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足球和体育聊聊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这是世界杯上的丑陋一幕。日本在对波兰时，后场倒脚长达10分钟，丝毫不顾漫天嘘声。
有媒体评论，日本队践踏了体育精神，他们的耻感观让位于了功利心。主帅西野朗赛后迫于压力道歉，但更多的日本球迷在街头欢庆输球出线。

常和日本人打交道你会发现，对日本人提出意见与批评，他会礼貌的对你微笑点头，“哈依哈依”，但转过头去可能仍会我行我素。西野朗的道歉是否发自内心，没人知道，可这类默契球，日本队没少干，2018女足亚洲杯，日本对澳洲时后场倒脚长达5分钟，做掉了韩国；2004男足亚洲杯，日本对伊朗又在后场倒脚直到终场，如愿拿到小组第一。

原则与耻感固然重要，但关键时刻，统统会让位于目的与实用。这种对实用主义的极致追求，似乎贯穿在日本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是这个国家在重大历史节点必然展现的真实面目。它令日本人在施行“拿来主义”时，并无太多传统与道义的束缚，还会以实用原则进行本土化改造。

中国的团扇、腰扇传入日本，被改造成了占用空间更小的折扇，并流传回中国；三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吴服被日本引入，改良成了今天的和服；佛教从大唐传入日本，演化出净土真宗一派，为了多拉信徒，允许和尚吃肉喝酒娶妻生子。

什么皆可拿来，什么皆可改造，一切为了实用，而学习的对象还包括敌人。

镰仓时代之前，日本人打仗只爱用太刀、薙刀，直到元朝入侵，日本武士一交手，觉得蒙古人的长枪更适合野战，后来的日本战国时代，长枪取代武士刀，成为战场冷兵器之王，各种“七本枪”神话就此谱写。武士刀象征面子与地位，但真拼起命来，手最诚实，什么好使就抓什么。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士兵平均身高1米5几，“三八大盖”配上枪刺达1米66，二战各国里最矮的兵，却扛着最长的枪，很多老人回忆过“小鬼子还没刺刀高”的滑稽样。这种不伦不类的矛盾景观，背后延续着当年日本长枪突击的实用主义：白刃战时，一寸长就是一寸强。

顺便提一句，有人说中国西北军的大刀是刺刀克星，可真相是，90公分的大刀对上1米66的枪刺，杀伤的距离、速度、贯通性都是全面劣势，大刀队的传说，背后是5比1的战损比，是中国军人5个换1个拿命在拼。

即使是敌人，只要日本人认识到对方是强者，就会产生崇拜之情，并全力学习对方的长处。

回到体育领域。日本乒乓近年来强势崛起，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JOC国家训练中心，让国家队选手长期集中训练，这是在学习中国乒乓的举国体制。

你可能想不到，中国足球，也曾是日本人学习的强者。

这是80年代初，日本电视台介绍中国足球的新闻片，解说词充满了羡慕。

80年代后，沈祥福、贾秀全、杨朝晖等中国国脚赴日本踢球，后来作为教练继续指导日本球员。沈祥福回忆：“当时咱们水平比日本高，日本足协就找上来了。日本人就这样，如果你不成，就看不起你，如果觉得你比他强，就佩服你，尊重你。”

日本动漫《足球小将》里，有一位中国球员形象：“龙神”肖俊光，他在片子里是拜仁三驾马车之一，实力可与主角大空翼、日向小次郎对抗，足见中国足球当年在日本人眼中的地位。后来，日本足球全面超越中国，他们学习的目光，也从我们身上移开，转向了巴西。

放大到历史范畴，日本几次转变国运，都是被强者打服后、低头学习的结果。

白江口之战，中日史上第一战，当时国号为“倭”的日本，被唐朝军队碾压。此后日本以唐为师，“大化改新”借鉴大唐制度与文化；1853年“黑船来航”，美国人佩里的炮舰，轰破了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催生了后来的明治维新；而在两颗原子弹的废墟上，日本对美国并无恨意，带着崇敬亦步亦趋，完成重建与腾飞。

其实，日本人在你面前摆出何种姿态，取决于当下双方的实力对比。

历史上，亚洲大陆政权鼎盛时，日本虚心求教甘做学生，而当他自视已足够强大，又会撕掉谦恭的面貌。

日本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也就是动画片《一休》中那位将军，为与明朝勘合贸易发展经济，奉大明为“上国”，纳贡称臣；两百年后，另一位日本统治者羽翼渐丰，便露出狂妄一面，出兵朝鲜与明军作战，并野心吞并大明，迁都北京、自己到宁波养老，这个人叫丰臣秀吉。

这就是日本人的强者崇拜观，强弱是可以改变的，弱者忍受屈辱向强者摆出谦恭模样，为的是学习强者，最终挑战强者。

与此同时，日本的强者崇拜观还有着冷酷的另一面：只有强弱之别，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强者有权对弱者任意残暴，级别高者向下压迫、弱者顺从接受，都被视为理所当然。

江户时代，武士有权斩杀平民，理由可能只是对方不够恭顺，这种恃强凌弱的基因，在侵华战争时，变成了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暴。1938年，日本《蹴球》杂志发文悼念在南京城外被击毙的伊藤圭三，这曾是一名温和的球员，但到了中国却变成了残暴的战争机器零件。

北京冬奥会上，两位日本花滑界人士，背后有着某种奇妙关联。羽生结弦，曾有人从他家族纹章推测，其祖上与日本战国名将浅井长政有关；前花滑选手、来冬奥采访的织田信成，则是战国霸主织田信长的直系子孙。

400多年前，浅井长政背弃盟约反叛织田信长，被信长诛杀。而天下布武的第一枭雄织田信长，又在本能寺之变被家臣明智光秀反叛而殒命。

这是贯穿日本历史的一条诡异主线：下克上。

在以强弱等级定义的社会秩序中，忠义成了随时可以抛弃的附属品。日本人说要忠于天皇，但实力大名从来只把天皇当傀儡；《忠臣藏》宣扬四十七浪人为主尽忠报仇，但日本史中更多的故事却是背叛主君。

名作《菊与刀》中说：“日本人忠贞而又易于背叛；好斗而又温和；傲慢而又彬彬有礼；驯服又不甘受人摆布；他们在意别人的目光而约束自我，当这外部束缚消失，他们的耻感也会减弱，自我放纵甚至被罪恶征服。”

《菊与刀》成书已过去76年，日本在战后拥抱普世价值，呼吸平等自由的空气，新一代日本年轻人增添了自我、佛系、与世无争的新标签。

但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是融在骨子里的基因，是国民性格永远的烙印。

这条脉络，穿过历史的进程，昭示着现在与未来的宿命。